罗裳

那是1985年的深冬，我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母亲在一位老中医的精心治疗下，病情开始好转。对忧心如焚的父亲来说，这是一个安慰，也是一段新愁：家中那点微薄的积蓄已用光，以后给母亲看病抓药的钱又从哪儿出呢?父亲是极爱面子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向人借钱。面对空空如也的家，父亲几经考虑后，咬着牙去集市卖掉了那只在我们家生活了六七年的老母羊。

回到家，心焦力瘁的父亲又病倒了，一整夜撕心裂肺地咳个不停。翌日大清早，父亲就把我叫起来，颤巍巍地将两元钱(4张5角的零钞)放进我掌心，让我去镇上抓药。

那天，天上飘起了白雪，我穿着厚实的棉袄依旧感到钻心的冷，就像赤裸裸地贴着冰山行走。一路上，我的手都插在裤袋里，用尽所有力气紧紧攥着那团小小的软软的纸币，偶尔才抽出来舒活一下。我深深知道这两元钱在家中的分量，尽管那年我年仅13岁。可谁知，到了镇医院大门口，我还是傻了眼：天哪，我手里只有一元五角钱了!我一下子慌了，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却什么也没发现，那里面除了恐惧和沮丧，一无所有。我慌慌张张地沿原路返回，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来来回回昏天黑地折腾到午后，依旧不见我那要命的5角钱——其实，别说是小孩，就是一个大人，要在这风雪弥漫的小镇找回丢失的5角钱又谈何容易!

我呆呆地看着那些赶路的行人，泪眼迷蒙。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谁慈眉善目地走到我面前，把我像贝壳一样从汹涌的哀愁中拾起，然后再塞进我手里温温暖暖的5角钱。可他们的步履是那么的匆忙，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被5角钱击倒在石阶上的小男孩。

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从西边慢慢地走过来，老人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纷飞的雪花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我有种至今也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感觉：他是好人。我猛地站起来，像只被人踩痛尾巴的猫一样奔过去，“扑通”一声就跪在了他的面前：“好心的爷爷，求求您，给我5角钱吧，我要救我妈妈!”老人吃了一惊，也让那些埋头赶路的行人停下了脚步，惊诧地望着雪地里下跪磕头的我。老人把我扶起来，关爱地问：“小朋友，你妈妈怎么啦，能讲给我听听吗?”温暖的言语迅速融化了我心中忧伤的寒冰，泪水夺眶而出。我抽泣着，用湿淋淋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讲了事情的原委，然后我又掏出那团皱巴巴的一元五角钱和处方，羞涩地说：“真的，就差5角，好心的爷爷，帮帮我吧!”老人感动了，沧桑的容颜漾出暖暖的笑，他牵上我的手来到镇医院，帮我买了药，还把我送出了小镇。

暮云合璧，疲惫不堪的我将那包珍贵的草药放到了父亲欣慰的手里。但那次让我刻骨铭心的下跪，我却像个曾经沧海的大人一样不露声色地将它埋在我13岁的心底深处。甚至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也只字不提。

如今，远离家乡来到西藏执教，我已不是那个衣衫褴褛的我，但儿女对母亲的那份深爱和依恋，却不曾有丝丝改变，只是每每想家的时候，那一场纷飞的白雪和5角钱，就明亮亮地飘飞在我的眼前。而老人慈祥的容貌和暖和的大手就像两盏灯，至今还暖着我的心，照着我的路。

(摘自《女性大世界》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