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德华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当《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在天安门上空响起,当我踏着整齐的步伐、挥舞着鲜艳的花束,在高擎国旗的旗手后面通过天安门时,心情无比激动,充满了幸福感。这是1956年“五·一”节的情景。当时,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被挑选参加由首都各高等院校学生组成的国家仪仗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不久,我就要踏上社会,我心中默默地想着,不论我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不论我将从事什么工作,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曾经饱受苦难、今天已站起来的祖国,我将以充沛的精力去迎接新的生活。

同年9月,我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任摄影记者,1959年2月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直到退休。由于我长期负责政治、文教方面的摄影报道,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是我经常涉足的场所。我的相机曾无数次在这里聚焦。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与在这里举行的各种庆典;一年一度的春节环城赛跑;“六·一”儿童节的少先队入队仪式……人们常说,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会产生一种职业的冷漠,但是,在我从事新闻摄影的生涯中,特别在拍摄天安门周围发生的一切时,我的镜头所及,总会让我心中充满激情,这是因为广场是神圣的,它是国家的象征,广场是庄严的,它是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广场更像祖国母亲的胸怀,它的宽广与包容,能容纳人们表达欢乐、憧憬、希望、悲哀甚至愤懑,一切能向母亲倾诉的都能倾泻在这广场上。

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18日,我到天安门采访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万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手持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被安排在天安门两侧的红色观礼台上与金水桥畔,他们群情激昂,“毛主席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大会宣布结束,交通开始恢复,还有一部分靠近西观礼台的红卫兵聚在城楼下不肯离去。他们齐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工作人员一再劝说也无效,时间在僵持中过去,我站在城楼下面颇为焦虑地思索着这件事情到底如何解决。正在这时,我看到左臂戴着红袖章的周恩来总理从天安门走来,他目光威严、神情凝重,急匆匆地走到西观礼台内侧与红卫兵见面,周总理肯定了红卫兵的热情,指挥他们一起唱了《东方红》。他说,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我代表主席来看望大家,现在大会已经结束,大家还是回去吧。在周总理的劝说下,在响亮的口号声与欢呼声中,这已经宣布结束的大会才真正结束,这是我采访政治、外事与大会活动以来,第一次遇到的非常事件,我拍摄的周总理与红卫兵的照片(见图)一直留在我的资料本里。

十年后的1976年1月9日,在周总理离开我们的第二天,在“四人帮”不准报道悼念活动的禁令下,我心情沉重地去了天安门广场,看到一位手捧周总理遗像的妇女走到广场中间,周围立即聚集了不少群众。他们低头垂泪,默默致哀,这是人民的悼念。我拍摄的这张照片,无言的画面上留下的是对周总理的爱戴与对国事的忧虑,同样,这张照片也留在我的资料本里。

还是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一次,我去天安门广场采访准备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的活动。在广场上,一位个子高高,留着平头,腿部有残疾的中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带着残疾的身躯能去边远地区插队吗?他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但他却作出了对他来讲更为艰难的选择,我拍摄了他与同学们在一起的照片,他要求我把照片在他离京前寄给他留作纪念,我满足了他的要求。我已记不清是隔了多长时间,收到了他从内蒙古寄来的一封信与一张在照相馆拍摄的穿着蒙古袍的照片,署名是草原新牧民,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他讲述自己在草原与牧民一起生活的情景,他还说他要学习针灸、学习医学知识为缺医少药的牧民服务。对这样一位视苦为乐、有献身精神的青年的行动,我也曾经把他作为衡量自己工作的尺度,并给他写了回信。随着时间推移到九年后的1977年,我收到一封来信,还是那位青年,他告诉我他已回到北京,在护国寺一家专门搞推拿的诊所工作。我本想立即去探望他,由于工作繁忙,杂事拖沓,大约过了半年,我才抽出时间,按照他来信的地址,在新街口与护国寺之间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这个诊所。这是一个专为盲人、残疾人设立的按摩、推拿诊所。但令我感到十分遗憾与惆怅的是,诊所的领导告诉我,他已在不久前到国外去读书了。他留在我记忆中,还是在广场上看到的那个腿有残疾、意气风发留着平头的中学生,他有过执着的追求,有过无悔的青春,不管他在世界哪个地方,或者已经学成回国,我衷心地祝愿他生活幸福。

1976年的唐山地震,曾经给唐山人民带来灾难,它的余波也殃及北京,郊区也有房倒屋塌的情况。生活在北京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唐山地震后,北京街头人行道两旁搭满防震棚的情景。地震余波有没有给市民造成恐慌?他们生活到底怎么样?我便走向街头、走向人口密集的地方去采访拍摄。在漫步街头的过程中,我看到市民们在市、区、街道各级单位的安排下,一切都井然有序。在中山公园里,民警正在帮助居民合理安排住地,迂回曲折的长廊也成了“住房”。在前门到天安门之间的人行道上,挤满了防震棚,一部分居民被安排住进了天安门广场(见图),妇女、老人、儿童都很安详、自在。数周后,街上的防震棚很快就拆除了。二十二年已过去,当时在广场拍摄的这张照片中坐在小推车里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曾经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临时居民”……

天安门广场象祖国母亲的胸怀,它包容了能包容的一切,它所经历的风雨折射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它的神圣与崇高在国人心中的位置永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