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瑾

工资，对于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人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字眼!现在说起当年我们这批大学生第一次拿到工资时的情景，那苦涩不堪的如烟往事便一桩桩涌上心头。

我的家乡地处淮北农村，贫穷、落后是历史赐与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和积淀沉厚的遗产。多数人家祖祖辈辈终日在土坷垃里刨食吃，一身臭汗两腿泥，面向黄土背朝天。哪个村庄有个能挣工资、吃“硬本本”(城市户口商品粮)的干部、职工，大家都眼红的不得了，方圆十几里都会拿他作为教育子女努力上进的榜样。这些年来虽然经历过多少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但是耕读传家的淳朴民风至今不泯。只要到了上学的年龄，再穷的家庭也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似乎上学读书——参加工作——挣工资成了子孙后代谋求发展的唯一出路。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不堪回首的60年大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经历了十二年寒窗无数次优胜劣汰的竞争，带着一身土气、满脸菜色，带着父老乡亲盼着让我有一天也风不吹、雨不淋地能拿上工资的殷殷期望，跨进大学校门的。

历史给我们这代大学生以史无前例的关照，让我们经受了史无前例的考验，也给了我们史无前例的种种磨难和机遇。进校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了。说是机遇，是因为“文革”有股任何人都难以摆脱的神奇力量，把我们从教学大楼里赶出来，走入社会，登上人生大舞台。真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因此有的人得以出人头地，一夜之间便成为造反司令，继而在各级“红色政权”——革委会里混把金交椅，炙手可热，权倾一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也都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说是磨难，是因为“文革”打乱了我们原来的教学计划，混乱无序的高等学府，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求知的大脑里时刻绷紧的是阶级斗争那根弦。先是斗“走资派”，接着斗“臭老九”，最后两大派互相斗，斗的人人精疲力尽。四年一晃过去了，大家才意识到大事不妙：毕业时间到了，不分配工作，到哪里去领工资?

我们是70年到军垦农场以后才开始领到工资的。在此之前，看到那个乱哄哄的“文革”局面，何时才能分配工作，谁心里都没有底。但是这批大学生毕业期限到了，老在学校闹下去终究不是个戏，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了指示，我们必须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搞“斗批改”，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68年12月，我们下到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县乌江公社，在广阔天地里与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又过了江东，到毛主席视察过的钢城马鞍山，在炼钢炉前跟着工人阶级锤炼红心；70年5月挥师西进，到了六安独山军垦农场，由解放军战士带领着摸爬滚打。说句心里话，此时此刻，我们大多数学生早已改了红卫兵初期的“造反派”脾气，厌倦了你批我斗的日子，政治高调早已唱完，我们盼望着早日分配工作，领到工资，过上雨过天晴、风平浪静的生活。还在和县农村时，就有人故作惊人之语，借开展“政治建校大讨论”之机，贴出大字报呼吁“4350部队来高校支左”。还真有位掌管着系里生杀大权的工宣队员去打听：4350部队是哪里的部队?有人告诉说：是李先念的直属部队(李先念同志在中央曾分管财政工作)。其实，这不过是百无聊赖的大学生们跟工宣队师傅开的一个无奈的小玩笑。“4350部队”者，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月见习工资四十三元五角零分是也。

当我们得到要到军垦农场去的消息后，尽管照例要开誓师大会，大家口头上信誓旦旦，紧跟照办，表忠心，发倡议，热火朝天，但思想深处实在忧心忡忡。可怜我们这届大学生臭得很，被工宣队视为“三品”学生：政治上是危险品，业务上是半成品，分配上只能是处理品。而我们自己则以“臭豆腐”自喻，说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誓师大会一散，不少同学私下里对我们几年来任人随意摆布的大学生生活大发其火，结论是：大学几年娘希匹!然而谁也没料到，到农场一个月之后，我们竟然真的迎来了“支左”的“4350部队”!

我们所在的军垦农场是省军区独立二师的师部农场，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丘陵地带，山头坡地多是茶园，间有一条条山冲开出梯田可种水稻。对于多数是从大平原里走出来的我们这些农家学生来说，开始真还新鲜了一阵子。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人要战胜自己毕竟是一桩困难而又痛苦的事情。军营生活的机械刻板和严格管理，很快使大家感到枯燥无味。两眼一睁，干到熄灯，起床号一响，小辫不沾脊梁，赶紧穿衣，整理内务，接下来列队、点名、出操，早饭后不是训练就是劳动，一直到晚上还要晚点名、班排总结，最后熄灯、上床。遇到下雨天就盘腿坐在床上学“两报一刊”社论，没啥学时就唱语录歌、样板戏。像过去一有空闲就自由自在地躺在床上看书的日子没有了，连吃饭、上厕所都要限制时间，可以说一分钟的自由活动都没有。想跟恋人写封信都得熄灯后躲在帐子里，蒙上被子再按亮手电筒。口袋里分文没有，经济上一贫如洗，穷学生么，咬咬牙挺过来就是，但个人的那点自由都成了大问题，这对自由散漫惯了的大学生们简直是一种虐待。高尔基说：比起大自然来，历史对人类的感情更严酷、更残暴。大自然要求人们仅仅满足于天赋的本能，而历史却要强制人的理智，这种强制只能带来消极和反抗。过不多久，牢骚怪话、不满情绪在大学生连队瘟疫一般蔓延开来。给直接管我们的排长起绰号，开个他们听不甚明白的智力玩笑，随手拈来，亦庄亦谐。我们的排长是个年纪轻轻的战士，圆圆胖胖的小白脸，长得倒还可爱，只是热衷于打听别人的绯闻韵事，对于异性有种特别的洞察力，在非正式场合里三句话不离“女”字，因此引起大家的反感，戏称他为“花花太岁”。可能由于正处在青春躁动期，处理排务时表现得喜怒无常，色厉内荏，好耍小孩子脾气，还常常借谈心的名义，以图窥探我们个人的小秘密。只要他拿到可能是我们谁的女同学寄来的信，非要逼你把其中的照片拿出来，交给他保存几天，不然就别想把信要到手。一日有位同学的女友寄来一封信，“花花太岁”见信封上写有“照片勿折”几个字，便如获至宝，动手要拆。这位同学看来不妥协不行，便灵机一动，提出让排长唱段样板戏“临行唱妈一碗酒”才行，用意在于借“谢谢妈”的戏词来奚弄他。他自然不解其意，狼嚎般匆匆唱完，这位同学拿出女友的照片往他脸上一甩：“来吧，让你们娘儿俩亲热亲热!”

发工资的消息一直在私下传播着，时而紧锣密鼓，时而扑朔迷离，总也没个准信儿，直到亲眼看到连队司务长用他那手酷似干柴棒拼揍起来的方块字编制出来的《学生连队工资花名册》时，我们期待已久的梦想才真正变成现实。那几天，学生连队热闹非凡，一扫往常沉闷窒息的空气，大家的疯狂劲又像回到红卫兵刚刚兴起的那个如火如荼的时光。星期天一到，向班排里请过假，便纷纷去场部代销店买烟买糖，买自己想买的日用品，个个雄纠纠、气昂昂。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那段唱词正好表达了我们此时的心情：“早也盼、晚也盼，望眼欲穿，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眼前。亲人哪……”大家一遍一遍唱着，唱到激昂慷慨处

以至潸然泪下。好朋友见面拍拍腰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其实，这四十三块五的工资，每月扣除十几块钱的伙食费，再分期扣还“文革”大串连时在全国各地借支的生活费，到手也没有多少了。说到“文革”初期红卫兵那阵子在外地串连借支生活费的事，后来听说还闹了个大笑话。当时我们三三两两跑遍全国大串连，不少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带个学生证，反正坐火车、汽车不要钱，到哪里都有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吃饭接待站全包了。但乘车途中要吃饭，你再是红卫兵，不拿钞票也没人理会你。所以在一个城市“观光”完毕要向新的“游览”地点出发之前，往往要先向接待站口头申请，借支饭钱若干。接待站看过学生证登记下姓名后，便会根据路程长短发给十块、八块的，记个流水帐。天气冷了，还有的同学领到全新的棉军装、棉大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学校的学生证制作的不太合理，打开封皮，第一页是学生本人二寸照片，照片正下方只设计校长姓名一栏，印有校长那苍劲有力的手书体名章，而学生本人的姓名，则需要翻过这一页才能看到，自然还列有性别、出生年月、藉贯、系、专业等等名目。在那个“只争朝夕”的造反年月里，接待站工作人员谁能那样认真地一页页翻看，哪能不出点差错?所以借支生活费的流水账上，有不少都是记下的校长的大名。当时我们既想不了那么多，也不会料到今后还会真有还账的那一天。据说后来学校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要账的函件，有不少都是校长的借款。孰不知那段日子，我们的校长正在接受留在校内“坚持本地闹革命”的我们的战友们的轮番批斗，何曾有本事跳出造反派的手掌心，到全国各地去串连?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童话。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拿到手，只有不到二十块钱。经过一番精心筹划，着手落实了四件事：首先买了四斤白糖，寄给我在和县乌江农村的房东，他家有个满可爱的伢子喜欢吃糖，但那时白糖有钱也很难买到，更何况他们也没钱。这四斤白糖实在微不足道，只能略表我对房东一家当时对我多方关照的一点心意。给我姨母姨父寄去一方涤卡衣料，一双尼龙袜子。我求学多年，一直是姨母从她那微薄的工资中为我补上家中筹措学费的不足部分，骨肉之情令我常存寸草春晖之思。给爷爷寄去几元，让辛劳大半生的老人家能在农闲赶集时，买几根油条或一串煎包，改改终年都是一成不变的红芋稀饭、红芋馍的口味。轮到我的女友，我只能精心挑了两块手帕，系成一个同心结，装在大信封里寄出，以表达我的思恋之情。

作者后记拉拉杂杂的这篇文字，实际上是对往事的回忆。回忆起“文革”期间的往事，我的感觉总是自我满足的成份居多。尽管它有些荒诞不经，甚至包含着屈辱和痛苦，但那些毕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只有我们才能亲自经历过的历史。今天这段历史已流逝遥远，想要追寻它，只能到我们的记忆库里去检索。难道这不值得满足吗?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故黄之滨

责任编辑毛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