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跃渊

1

可以说，在安徽作家中，我是写凤阳农业改革写得较多的一个。而写小岗村搞单干按手印，我却是写得最早的一个。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小岗人的红手印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居然会产生那样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按照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说，凤阳是“两次统一了中国”：第一次是朱元璋，“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他统一了中国；另一次，就是凤阳的“大包干”，也统一了中国。“大包干”使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奇迹，短短的几年时间，把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挽救了过来。

而“大包干”的发源地，就是那个连年讨饭的小岗村。

今年6月6日，我再次随安徽省作家、艺术家采风团，来到小岗村。

久违了，小岗!

昔日破败的村舍已荡然无存。

村口有个牌楼，上面书写着六个行书大字：凤阳县小岗村。

一条一公里长的水泥大道通往村里，这是张家港人援建的“友谊大道”，大道两边有绿化带，有慢车道。

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古铜色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如今，他的四儿子严德友当了村支书。爷俩在新盖的村中唯一的一幢二层楼上接待我们采风团，专程从县里赶来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怀仁，当年曾数次陪同我来采访。

他介绍了小岗的变迁。

我这次带来了我17年前与江柏圣(江深)兄合写的《风雨小岗村》。我找到了我们写的主人公严宏昌和他的妻子段永霞家，他家也大变样了，提起当年讨饭的往事，段永霞眼红红的。因为采风团要到别的地方去，只和他俩聊了一小会，车队便走了。

小岗现在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了，作为当年最早来采写小岗的，我应该早些来再访她。

我第一次去小岗，是1981年的2月。

江苏的《钟山》主编刘坪，曾在滁县地区当过政委(王郁昭兼第一政委)，所以他对凤阳大包干很有感情。当时江苏在连着滁县地界的地方都插着牌子，上书大字标语：坚决抵制单干风!作为一个刊物的主编，刘坪很想能在自己的刊物上有一两篇作品反映安徽的大包干，来推动一下江苏的改革开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既要有胆识，也要有胆略。

后来，我和江深兄合作采写的报告文学《风雨小岗村》，经过一番风雨，终于得以发表，但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在时隔十七八年之后，我才亲手交给了小岗人。

1981年3月7日那天，在从小岗村回来的路上，我和江深兄还相约，月底我们再来小岗一次，好好地再采访一下。我们一路上议论着小岗人的故事。

谁想这一拖，竟是十七年。

2

这次到小岗，小岗已经是很热闹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也是小岗人冒死犯上搞单干的20年。

20年自是要大庆一番的。

这些年来，作为“中国农业改革第一村”，来小岗参观和采访的人很多。我们这次来后，刚好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康锐也去了。《滁州日报》的摄影记者汪强兼任着小岗村的“宣传部长”，他是采访小岗最多的一位记者。他这次是来采访美国记者对小岗的采访的，当晚即要去上海，给《人民日报》华东版发特稿。

既然上面和外面要常常来人，那就要把小岗弄得像模像样一点。

于是，交通部门来了，来替小岗修路。

城建部门来了，来给小岗统一规划，盖学校，盖招待所。

水电部门来了，来帮小岗打井，埋自来水管道，盖标准化厕所。……

28岁的新支书严德友忙得不亦乐乎。

看来，小岗村的确要有一个那怕是简易的招待所，否则严德友家也吃不消。我们和县里来帮助小岗的部门以及省里为农民服务的“三下乡”大学生，一共二十多人在德友家“搭伙”，摆两桌。德友的妻子吴风雪，俊俏而贤淑，只是身材略瘦，每天早晨5点钟就得赶车去十几里远的小溪河买菜，然后汗流浃背地做菜烧饭，实在是太辛苦了。

按我原来的设想，这回来了，就写《小岗十八家》，打算把当年按手印的18位农民一个一个地访问。谁知十几年中，18人中已“走”了4位。那就访问14家吧，可是当天下午我访问了一户农家后，我对我的计划就动摇了。

小岗人是绝顶聪明的人。

小岗人是很不简单的人。

小岗村是个不平静的村。

晚饭后，德友给我们一人一张草席，要我们和安医大“三下乡”的几位同学一块睡在会议室的水泥地上。

我们欣然接受，我和诗讳都来自工厂，我俩都能吃苦。

德友原来说给我们二老弄张床，看来有困难。可为什么又不叫我俩睡在“群众”严宏昌家呢。

诗讳说，你要把小岗村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那可能成为第二部《马家军调查》，那就有轰动效应了。

我说，我可不想出这个风头。

我俩都觉得，小岗村的这篇文章，不太好做了。

3

十多家访问完了，最后我们才又去严宏昌家。每次去他家，不管他本人在不在家，他家里都围了不少人。我们一去，他们就都散了。香案上有两张照片很显眼：一张是邓小平的黑白放大照片；一张是宏昌在中南海万里的家中和万里的合影。我说，你这是哪一年和万里合的影?

说到这张合影照片，宏昌没有立即回答我，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他的思绪一下拉得很远，很远。

我没有催促他。我想起了那句流传全国的民谚：“要吃米，找万里。”

万里哪来的米呢?

1977年，“四人帮”粉碎半年之后，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一次，他微服私访到民间，偶遇一个农民，万里问他：“你有什么要求?”

那青年解开破棉袄外面的稻草绳，拍拍光肚皮：“‘克(吃)饱肚子!”

万里听了，热泪盈眶，良久无语。当夜，他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却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30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

是的，这些年，我们做了多少荒唐的事啊。近20年来，那个名曰“天堂”的人民公社，实际上使八亿农民过的是地狱一般的日子：有三分之二的生活不如五十年代初期；有三分之一甚至连三十年代都不如。他们终年劳作，但却填不饱肚皮，他们平均每年只能吃到一百零五公斤粮食和若干斤麸糠。凤阳是全国出了名的讨荒要饭地方，而小岗村自从进了“天堂”以后，也成了一个讨饭村了。解放后，农民有了土地，小岗的产量一直都在20万斤左右。上一届的县委书记吴庭美当年是县里的秘书，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小岗搞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良药》，报告开头就说：56年高级社以来，小岗地荒，人穷，集体空。生产水平十分低下，集体经济已经崩溃，社员生活极其贫困，到了57年小岗就开始发粮票供应了。1960年小岗饿死了60人，凤阳全县死了50245人。到了1966年，小

岗的产量退到2万2千斤。“天堂”把小岗的粮食穷折腾得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了，老百姓怎能不讨饭!

记得我把《凤凰展翅》送给王郁昭同志审查时，他说他把这篇关于小岗村的调查报告送给万里看后，万里对他说，写得好!我像看小说一样，一口气看完了，还连看了两遍!

1980年的1月20号，万里在地委书记王郁昭、县委书记陈庭元的陪同下，来看小岗人了。他一家一户看，家家粮满屯，户户谷满仓。他来到严宏昌的小院子里，坐在一条小板凳上，听严宏昌汇报。虽然是寒冬腊月，面对从未见过的党的大干部，宏昌心里有点紧张。

万里看出来了，笑着说：“别紧张，慢慢说。我过去也是农民。”

万里这一宽慰，宏昌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说：“我们小岗，从前是个讨饭村，10岁以上的，个个讨过饭。78年冬，我们偷偷摸摸地搞了包产到户，一年下来，家家户户有余粮。”

万里听了，十分高兴地说：“嘿，你们一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真了不起!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屋里了!”尔后又问：“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想头呢?”不论到哪里，这位体察民情的共产党的高官，都想知道农民心里在想些什么。

宏昌说：“我们只希望能让我们这样干下去，至少能再干三五年，不要变。旱不怕，涝不怕，就怕政策有变化。”

万里说：“行，我叫县里再让你们干三五年。”

宏昌说：“只要能再干三五年，保证家家吃陈粮，烧陈草!”

万里说：“好，一言为定!我五年以后再来看你们!”

宏昌很幸运，万里在他家的小院子里坐了一个半小时。万里的那句准他们“再干三五年”的话，不径而走，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那些年，在邮局里给京城朋友寄的稀罕物品，就是一小包花生米；能在火车上偷偷捎带给上海亲戚的宝贵礼品，就是十几斤大米了。贫穷的安徽，顿时成了一个富庶的省份。人们从心里嘣出了一句话：

“要吃米，找万里!”

就在万里答应他三五年后再来看小岗这句话说了一个月之后，万里便奉命进京，接替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关键时刻，邓小平把万里推到了一个关键位置，从此，八亿农民有了盼头，有了希望：

“要吃米，找万里!”

但是，从那以后，万里便没有再来过小岗。

1986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到阔别六年的安徽，他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想到小岗去看看，但后来却未能成行。原来他在合肥突然病倒了，不得已乘飞机回了北京。

小岗人想念万里他老人家。

1994年，万里在北京托有关方面传来口信，希望见一见小岗人。当年小岗之行，给万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直接促成了，他农村改革思路的成熟。5月19日，一辆小轿车载着小岗村的省人民代表严宏昌来到了中南海，在毛泽东曾住过的丰泽园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严宏昌在《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陪同下，代表小岗人来看望能使他们“吃陈粮、烧陈草”的万里委员长。

满头白发的万里仍然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作风，热情地招呼着严宏昌：

“来，坐拢一点，我耳朵不好!”

严宏昌用他粗糙的双手握着万里的手说：

“万老，我代表小岗人民感谢您!……”

万里亲切地拍了拍严宏昌的手背，说：“请你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你们小岗现在生活还好吗?”

于是，严宏昌便据实一一回答万里的问话，琢在小岗家家都盖了新房，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只是彩电只有两家有；人均有三亩地，只是一亩地的收入才只有两百多块。

万里听到这里，沉思着说：“才两百多块，光靠种地富不起来啊。农村也要搞企业啊，要办好乡镇企业。……”

严宏昌点了点头。

最后，万里和严宏昌、张广友二人合影留念。这张彩色照片如今就摆在宏昌家的香案上，万里老人天天在小岗村。

严宏昌现在出任“小岗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他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小岗的村办企业搞起来。他和小溪河养殖大户高明珍联营，给村上办了个饲料厂，专门供应小岗村头十家养鸭户的饲料，保证每一只鸭子可尽得一块钱的纯利。宏昌干得似乎有点吃力，他既不是村里的领导成员，也不是中共党员。他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儿有力无处使。

但是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他既没有抱怨谁，也没有说谁的不是。他的心胸宽广，不像村里有的人家，斗争的弦还是崩得很紧的。

4

我这次给宏昌带去了一份6月12日的《南方周末》，第18版是“解密新闻专版，”上面有位叫曹俊的，写了一篇“翻案文章”：《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

我反反复复地看了这篇文章。

我不住地揣摩着、掂量着它所质疑的分量。

我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哪里人。但有两处使我对它产生了质疑：

陈奎元，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学昭，当时的滁州地区地委书记，都是支持小岗的领导人，他们俩都不知道捺手印的事。

我的质疑不在于这两位书记知不知道，也不在于曹先生把滁县地区写成了“滁州地区”。而在于他竟把这两位书记的名字都弄错了。把“陈庭元”错写成“陈奎元”，只错了一个字，还情有可原；那么作者把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竟错成了“陈学昭”，我则是觉得不可思议了。这位曹先生肯定是位外乡人啦，不然何以会把咱省长的名字都会错的一塌糊涂呢。

我问宏昌：“人家那文章说，捺手印的纸那样新，也没怎么皱，按理说让社员们摸来摸去的，也不早就脏了、旧了吗?”

宏昌说：“捺了手印后，谁也没有摸过，碰过，先叫严立学保存的，后来他家要翻修房子了，这才叫我给保存的。就放在当时房梁的毛竹里头。”

我说：“当年叫你给我们看看，你怎么不给看呢?”

他说：“我谁也没给看过。它涉及我们全家性命，万一弄丢了可怎么办?再说，当时思想上也还有点顾虑。所以就什么人也不给看了。”

我说：“后来怎么又给了电影厂了呢?”

他说：“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两位拍电影的同志，要拍大包干的纪录片，说要拍这个手印。听说他是上海电影厂的，叫王影东，他多次向我要当年的这份合同，我不肯给。我小哥严俊昌说，宏昌你给人家拍个镜头怕什么?后来我说我要去买化肥，那姓王的摄影师说，我给你们买吧。那时化肥紧张，后来还给他真的从小溪河买着了。这不就处出感情来了吗?后来我小哥又叫我拿出来给人家，我就从屋梁竹筒里拿出来给他了。”

我还有一个迷团解不开：“那合同书上写的是12月，后来在一些书报上怎么又把那个日期写成11月24日呢?”

他说：“农村只记阴历，记不住阳历。那天开过会后，一天我到小溪河去买墨水，在人家的日历上一查对，才算出那天开会的日期该是24号。”

严宏昌于1992—1997年当选省第八届

人大代表，年年要到合肥开头十天的会。

我说：“宏昌，你年年到合肥开会，也不和我联系一下子。”话一出口，我又自我解嘲道：“这要先怪我。你看，我们写了你的稿子，不也17年了也没和你联系?”

5

凤阳有些着急。小岗村这些年变化不大，赶不上市场经济大潮，有点不大好向全国人民交待似的。

其实，小岗这些年的变化也还不小。

那个七弯八扭的泥泞小路没有了。那个矮矮的、低低的、可怜兮兮的趴在岗头上的破草屋没有了。只有严宏昌的二弟仍然留着三间破草屋，二弟叫富昌，可惜既未富强，又未昌盛。富昌过去也是一直讨饭，30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大包干的第一年的冬季，他和三弟盛昌就都娶上了媳妇，成了小岗村的一大新闻。富昌娶了个18岁的模样俊俏的四川女子张长淑。后来又把老岳父接过来，又把妻弟接过来，还花钱帮着妻弟娶妻成家……我们就坐在他的三间破草屋里，和几位乡亲叙着话。靠东北面的一堵土墙倒塌了，他们正在修补。我笑着说，将来盖新房了这破屋也不要拆，留着做小岗的博物馆。他憨厚的老岳父在一旁操着浓重的四川腔说，富昌是叫我们给拖累了。

虽然没有一溜新房，富昌家却也让村里统一盖了院墙、门楼，门里也新盖了两间新房，自来水管也接到家了，一条宽宽的水泥路面也由县交通部门从大街铺到草屋门口。

原来的大队会计严国品家也留着五间草屋，但只有两间是从前的，大包干后又盖了3间。重要的是，他家另盖了10间大瓦房!他有4个儿，前两个结婚，一人3间；后两个儿成家，却只有一人两间了。只是儿们都不在家了，闯世界去了。

其余各家各户，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的三个队干之一、会计严立学的儿子，现在当了小岗的副村长。严立学和老伴养了两千只鸭子，光这一项，尽收入两千元；他家的院子里，摆着拖拉机、收割机；堂屋里，摆着两部摩托车：一部“野马”牌，是女儿骑的；一部“雄风”牌，则是他副村长儿子的专车。

青年人骑摩托车，潇洒走一回本不稀奇。令小溪河镇上人啧啧称奇的是，过去和大伙一起爬“老黑皮”(炭车)出去讨饭的严学昌家，有两个轮的摩托车，也有三个轮的拖拉机，还有四个轮的“东风”牌大客车。学昌三个儿子，老二德根在县里的中都商城工作，老三德书开客车，老大德奎骑一部“野马”摩托，家里还有一部“钱江”牌摩托车，则是学昌自己的“坐骑”。他常骑着串串亲戚，到小溪河镇上赶集，屁股后面冒着烟，在镇上驰来驰去，甚是自得。前些年，学昌感到家里劳力多，田地少，就把老大、老三送去学开车，跑运输。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致富，但另一方面，他也为乡亲们做了不少好人好事。他的车，对去梨园中学读书的附近学生一律免费；对老年人赶集、乡亲们急事用车也从不收钱。严学昌数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被评为县里和滁州市运输系统的“十佳”人物，县汽车公司还把他“农转非”，培养他入了党。

小岗村里最早走出这片土地而致富的，是小青年关正金。他的母亲徐善珍，是我在《凤凰展翅》里写到的一位“女社员”。陈庭元当时到小岗时，发现她只带着十来岁的小儿子关正银在地里干活，便问她：队上的劳力呢?她一下吱吱唔晤答不上来，陈庭元心里便有数了：这个小岗，得寸进尺，单干了!关正金十多年前就到了小溪河镇上做屠宰生意，还在镇上盖了楼房。他告诉我，光他这些年上缴给国家的税收，就有20多万!

今年五月的一家报纸说，凤阳县委书记吴庭美，是小岗村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按现在小岗村的“建制”来说，这话也对。但当年小岗十八户按红手印的人家，并没有一户姓吴的。吴庭美的家，在小岗东边百多米的大严村，和现在的小岗也连成一片了。小岗村出了名以后，就把大严村也划过来，统称小岗村了。真正从小岗十八家里诞生的一个大学生，是关友江的小儿子关正标，现在正在合肥工大的财经学院读书。关友江从房里拿出了一个红本本给我看，原来是这孩子在学院里学习党的十五大演讲比赛的得奖证书!

我觉着，这些都挺好的。

不一定就非要小岗村也成为第二个大邱庄、华西村。当然，她若依靠自身的力量能够走向富裕，走向富足，那也是我们共同的祝愿。

小岗村就是小岗村。他们在20年前所写下的以自己的生死为赌注的那张单干的契约，实际上是在打破一种桎梏生产力的旧体制，是射向人民公社的一篇檄文，使在中国维持20年的名曰“天堂”的人民公社一朝瓦解!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张普通的契约合同会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流浪。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乞讨。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被饿死。

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创造了农村承包责任制，从而一举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这里起步!

今天，我们说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开路先锋，毫不为过。

说他们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十八根擎天柱，也不为过。

小岗人对往日的辉煌有一颗平常心，这就好。

小岗村在支书严德友的带领下，已经于去年11月间和富庶的张家港长江村结成“东西联动、振兴经济友好村”。小岗向长江村每年供应10万公斤大米，长江村将努力带动小岗经济启动。小岗村由于没有村办企业，人均收入才只有2500元；而长江村则拥有4个亿的资产，人均收入9000元。今年3月，长江村还出资66．8万元，援助小岗村修建一条宽18米、长1公里的友谊大道，栽花木1．3万株，一下子把小岗村打扮得好漂亮。长江村还安置了小岗村25个农民在那里做工，双方还洽谈了一些联合开发项目。

小岗人知道怎么过好日子，他们会一天天更加好起来的。

带着这样的祝愿，我离开了小岗。

骄阳似火。上车时，只有严德友和严宏昌站在车的两边送行。

我心里一动：村里要是这两位领导人，又会如何呢?我只是觉得，严宏昌是不该被排斥在村领导之外的。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已。

我只是从感情上，觉得宏昌好像应该是个村干才是，而且应该早就“在党”了。

6

1998年的七、八月间，中国的长江、黑龙江流域发生震惊世界的洪水。中国人民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亲自指挥和率领下，万众一心，决战决胜，终于夺取了这场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9月，洪水刚刚退去，江总书记又风尘扑扑地来到了江淮大地。

22号上午，县委李书记来到了严宏昌家，对他妻子段永霞说：“段永霞呀，今个中央领导要到你家做客，你可得炒点花生呀。”

段永霞一听，又高兴又紧张，说：“李书记，你可得跟我说个谱，不然到时候来不及可就糟了。”

李书记宽慰她，不要紧，下午来。

1998年9月22日下午3时30分，一辆

面包车徐徐驶进了小岗村。

小岗村以又一个丰收年，迎接着总书记的到来。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20年前的不足1．5万公斤增至60万公斤，人均年收入由22元增至2500元。金色的阳光把沉甸甸的稻谷、玉米抹上一层金黄，接收电视信号的抛物面天线在高空中闪闪发光，村民们个个面带笑容，喜气洋洋。

总书记在省委书记回良玉、副书记王太华、方兆祥的陪同下，来到了小岗村的村史展橱前，问：“这就是你们那份字据吗?”接着，他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剁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富、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总书记念了一遍后连声称赞：“好，好，可贵精神，难得勇气。”

随后，总书记一行又来到了严宏昌家。一进院门，严宏昌和段永霞一人一边挽着江泽民的胳膊，把总书记请进了家门。总书记把严宏昌的6间房子都看了看，看了他和万里在一起的合影，询问了他家的生活，还叮嘱严宏昌的儿子严德锦“好好读书，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奋斗。”

总书记接着又到了宏昌家的院子里，和当年在字据上签字的十几位小岗人围坐在一起，回顾小岗村不平凡的过去，展望中国农村更加美好的未来。段永霞把她炒好的香喷喷的花生端到总书记面前，请他品尝。

总书记说，“我过去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一直想来看看乡亲们。”省委书记回良玉说：“总书记来安徽视察的第一站就是小岗；看望的第一户人家就是小岗人。”大家听了，又一次热烈鼓掌!

最后，回良玉提议，请总书记同当年参与发起大包干的农民们合个影。江泽民欣然答应，并诙谐地说：“好啊，不胜荣幸。”

当年的十八个红手印，已经“走”了四位，还剩下14人。合影时，摄影师一点数，只有13个人，还有一个严美昌，上小溪河赶集去了，没能赶回来。

随着快门的一声按动，一幅非同寻常的画面在这里定格，深深地烙印在小岗人的心中，永远，永远!……

7

我和诗讳又三次结伴到了小岗。

我们直接到了宏昌家里，他不在。他带着儿子严德锦到小溪河医院去忙征兵体检去了。就这样，他家里依然围了不少人。

他们在谈论选举的事。

哦，小岗村要进行第四届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要选村长了。

听说贴在严宏昌家西山墙上的选民榜，不知叫什么人给涂上了一大块黑墨水。在严宏昌家里，我碰到了严俊昌的二弟严美昌。

我笑着和他开玩笑，“美昌，和江总书记照像，你怎么溜号了呢?”

美昌蹲在墙拐拐，搔了搔头皮：“嘿，不能提了!那天，我到小溪河银行去‘起钱，谁知道总书记会到咱小岗来呢?不能提，不能提!越想越后悔!”

在村口，我到俊昌、富昌家里看了看，他们家新近都装了电话。县里电信部门给十八个按红手印的仍然健在的14户免费装了电话。已经过世的4户人的后代提出也要装，对他们四家象征性地收了点初装费，也给装了。

尔后，我和诗讳去了原来的支书严德友家。

他爱人吴风雪问我：“老温，我家德友调走了?”

“我听说了，”我宽慰她：“不是升了吗。”

“你说，像我家德友的调动，江总书记可知道?”

“这我搞不清，”我愣了一下：“江总书记恐怕不会管这许多。”

吴风雪说：“县里、市里要调我家德友走，德友不走。问：我可是犯了错误了?上面说：你没有错误。……”

走出德友家，我的心里很沉。

我隐隐地感到了小岗村的矛盾依然是很深的。

车过小溪河镇时，我们到镇医院里看了看严宏昌。问问他儿子德锦的体检情况，他说基本正常。

嗣后，我一直关注小岗村的这场选举。

11月18日，预选。要选出两名村委会主任的后选人。

19日，诗讳得到信息，打电话告诉我，说是严宏昌选上了，220个选民，他比另一位候选人多了51票，肯定没问题了。不过，26日才算正式选举。

这两场预选和直选，《安徽日报》的摄影记者冯骏都及时做了报导。11月22日和27日的头版都在显要位置发了消息和4幅照片。冯骏告诉我，直选前，不赞成严宏昌的人，把小岗村在张家港做工的30多人派代表回来参加了选举，这样，严宏昌的支持票锐减。

11月26日上午10时许，小岗村具有选举资格的259名村民，聚到新落成的希望小学里，进行了紧张的长达近4个小时的选举，严宏昌以137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小岗村的第四届村委会主任，也就是村长吧。小溪河镇镇政府当场给他颁发了当选证书。

当晚，我给严宏昌打了电话。问了他们的选举情况，问了他的儿子参军情况。

他说，当选也当选了；儿子参军也征上了。

我说，你这是双喜临门，我祝贺你。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并不轻松。

以一支铮铮钢笔，20年前亲手写下了大包干“生死契约”的严宏昌，在经历了20年零2天后，才被选为小岗村的村长，这个时间也是太迟了点。

就是这样，也还有那么多的人反对。

宏昌，你将怎样善待这些不赞成你当村长的村民?

宏昌，你会怎样团结好这些不支持你的父老乡亲?

宏昌，宏昌，相信你能带领小岗人一展你的宏图，但愿，但愿……

责任编辑红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