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　严

青年作家李肇正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位教师，工作相当繁忙，但由于他的“坚守与苦熬”，1993年以来，已公开发表创作百余万字；而且不少作品被有关刊物竞相转载；洪水发表在《97中短篇小说印象》(见《中华文学选刊》1998年第1期)里说：“李肇正的《头等大事》和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今年最好的两篇小说。……《头等大事》是继《中华民谣》之后又一篇反思群众运动和群众自身的作品，其思考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均为一流。”至于他的《女工》，更是“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清明》1996年第3期卷首语)，堪称一篇力作。

一个人可以讲假话，但眼睛里流露的却是真情；对作家而言，作品就是他的眼睛。不管他运用什么方法，玩弄什么技巧，人们总是可以通过作家的作品迫近作家的心灵，把握他的脉搏，了解他的情怀。李肇正是一位关注现实、同情疾苦、心系小人物、钟情在基层的作家。他写小人物们的生存状况、生存体验，写他们的离合悲欢，写他们的命运。《浩劫》(《清明》1993年第6期)写的是大水灾时一所县城师范学校里的老师们的生存景况；《青青子衿》(《清明》1994年第6期)写的是一所乡镇学校的老师们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所特有的生存体验；《女工》(《清明》1995年第4期)写的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普通女工的命运；《秦小姐》(《清明》1996年第3期)里的秦小姐，虽“心比天高”，却“身为下贱”；即使是《兼并》(《清明》1997年第3期)里的主人公老高，虽是位厂长，但又是老工人，是从工人中熬出来、升上去的，何况又是被“兼并”的对象，这就多了一层基层的、芸芸众生的体味……所有这些，用作家自己在创作谈《坚守与苦熬》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现象。同是生存的无奈，有的强颜欢笑拍屁股走人，有的日复一日忍受着希冀着；有的灰蒙蒙的，有的白惨惨的。”不过我倒更喜欢《青青子衿》的一段描写：“黄兰香坐在马桶上记流水帐，左边腿上放着一只小孩儿玩的小算盘，右边腿上放着一本小簿子，耳朵上夹着根小孩儿用剩的铅笔头。黄兰香便秘，对马桶是又恨又爱，忍着疼痛一坐许久，就把这光阴用来料理家务。”这就是大背景下的小镜头!这就是基层小人物们的生活写照!这就是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小小的计算里包含着大大的希望，闲闲的擘画里有着实实在在的急迫、酸涩与无奈，这独特的“料理”中又孕育着几多人生的凡俗、庸碌、困窘和凄伤?李肇正笔下的人物、场景，李肇正作品里的气息、精神，都是这样的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小人物，贴近普通人的命运，所以能引发众多读者的同感和共鸣，并进而引发起人们一连串的思考。

是的，引发思考。《女工》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此。而且这思考的线路决不可能是直线的。而且这思考的深度也不可能是仅仅停留在现实的层面上。作家说自己是流着热泪写完这部中篇的(《坚守与苦熬》)；不瞒大家，读这个中篇时，我也曾几次泪水盈眶。读完之后，心里头首先进出的一个想法是，表同情于金妹自己的一个对白：“好人活不长，坏人能百年。”金妹说这话，显然带有一些宿命的色彩，但也不能排除这个朴实而善良的女工的这个显然有些愤激的结论是来自她多年的观察和直感。继而又想：为什么像金妹这样的大好人却得不到好报，竟落得那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正如女工们在金妹死后于赠送她的一副挽联上所写的：“毕生辛苦牛马数十年富贵岂在天

一朝得病鸡狗几个月死生安有命”?有关这个问题，你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因素，求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譬如：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偶然的，必然的；等等。但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因素或答案，都无法担负起单独或部分集合来解答问题的重任；只有把所有这些因素在更深的层次上联系起来，即：从现实的层面走向历史的层面，从政治的层面走向经济的层面，从偶然的层面走向必然的层面，还要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走向文化的层面，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走向人性的层面，我们这才能发现一张巨大的命运之网。这张网在偶然和必然的两轮骄阳的同时交辉之下熠熠生光，它网住了女工金妹，也网住了秦娴和高厂长，还网住了所有那些小人物，从而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众生相。这时，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叹口气：“啊，这就是生活!你既复杂，又简单；既丰富，又贫乏!”——这是《女工》的深刻处，也是李肇正小说的悲剧艺术的深刻处。(李肇正的小说多为悲剧：或是主人公以悲剧结局，或是整篇小说弥漫着一种悲剧气氛。)这种深刻自然带着社会经济转型期的鲜明特征，所以显得亲切、自然、真实，因此很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同。读者对李肇正的认同，既不同于王朔式的都市的调侃，也有别于王安忆式的美丽的忧伤，而是亦俗亦雅；这种雅俗并存的风格正好和转型转的社会心理相适应。

李肇正的悲剧小说之所以能引人嘱目，还有一点值得强调，这就是在他的无论哪一个中篇里，总有着两个铁定的指向：一是揭露和针砭腐败，二是揭示人性与国民性。

由于作品的生活场景多在基层，当然就不会有像陈希同那样的大恶大凶的腐败分子，但其性质并无二致。《浩劫》里的几位校领导以权谋私，用上面拨给学校的赈灾款为自己修缮房屋，加盖厨房；《青青子衿》里的“施校长的女儿住院割阑尾，全校无论老幼贵贱，都表示了意思”，唯天生傲骨的陈老师不愿，于是遭到报复；《女工》里先后的两个厂长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厂部和支部就成了两个衙门”；《秦小姐》里的“黑街”和“红楼”，而且连秦娴本人也成了权钱交易的牺牲；《兼并》一开头就写道，“马光明点子特多，用公家的钱把董副市长的儿子办了出去。董副市长分管工业”，这样，“马光明一回来就当了厂长，才三十几岁。”作家还借人物的嘴就此批判说，“什么叫腐败?不仅仅是捞点钱。马光明、刘局长那一套，才是内骨子里的腐败，国家的癌细胞。”小说中对诸端腐败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又因其真实感和分寸感，就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也许更具意义的，还是李肇正小说对人性的揭示和“国民性”的批判。综观上述5个中篇，除了金妹一家子和高厂长外，其余的人物，好像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好，也没有一个纯粹的坏。金妹是本厂先后两任厂长的恩人，甚至还是郝厂长的救命恩人，这二位也确实知恩必报，但最后决定金妹下岗的，也还是这二位，而且都不是出自公心，乃是出于私利。《浩劫》中的几位领导虽互相勾心斗角，各有各的私心，却又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可取之处。《兼并》中，让老高最难理解的是，对这“内骨子里的腐败”问题，“大家都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大家都怨气冲天，大家又心安理得地做棋子儿，而且做了棋子儿才有安全感。这真是个怪圈。”应该承认，人生中确实有着太多的“怪圈”；这“怪圈”又可叫“悖论”，由人生演进的历史也时常走入这“悖论”之中……这是人

生的丰富处、复杂处，也是人性的丰富处、复杂处。将丰富单纯化，将复杂简单化，人物也就失去了血和肉，也就没有了个性化。看来，作家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按生活中本来的样子描写人、刻画性格，按人性固有的形态描写人、刻画性格，所以一般说来，他作品中的人物就显得亲切可信，而且意味深长。李肇正的作品没有曲折的故事，只有活生生的人物；有几篇甚至连基本的情节(贯串始终)也谈不上，只有引人入胜的场面和匠心独具的细节描写。这种不借助故事而直接进入中心的艺术方法，是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传统，而和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传统不相同的。对五四文学中新的叙事方法，记得捷克的著名汉学家普实克曾予以高度的评价。这种以人性和“国民性”为基准来塑造形象的艺术方法和不借助故事情节而凭靠刻划性格来直逼中心的叙事技巧，实在是李肇正小说之所以引人瞩目的一个重要因素。

至此，我对李肇正的情系小人物、着墨于基层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倾向，到他作品的深刻内容与亦雅亦俗的风格的统一，再到他作品中的两个铁定指向和他刻划性格的原则及叙事的技巧，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和粗浅的分析；至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青年作家李肇正的小说创作对于当前的文学创作所应具有的积极意义了。在上引的作家的创作谈中，他曾简略地述及在他的艺术实践中，给予他砥砺和影响的，究竟是哪些：“我最喜爱的用力最多的书是吕思勉的一套断代史和杨宽的《上古史导论》。我以为现代作家的宏篇巨制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震撼力，因为它们囊括了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我读了许多西方古典的现代的文论著作和语言著作”；当代作家中，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莫言、张欣等，也是他所喜爱和愿意认真学习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李肇正的成功之道。也可以借助这些自白进一步了解他的小说艺术。我觉得，最能体现他的学养和艺术功底的，是小说中那些大段的极富哲理意味、颇具历史纵深感的抒情插笔——

“这是一幅亘古末有的木刻，一切的生命都被凝固成浓黑的一块。单一的音响是无所不在的瑟瑟，从这个世界响到那个世界，从这一生响到那一生。”(《浩劫》)

“针勇锐地进入血管。裘老师耳边激流飞泻，惊涛拍岸，长江是母亲河，黄河是母亲河，母亲的河流呀，全身都是訇訇然的洪流。流动感消散了，眼前有无声的爆炸，飞散着细小密集的碎片，终于，一阵阵略似轻松的眩晕涟漪般泛泛地浮起，接着是令人销魂的绵软。”(《女工》)

前者写的是被洪水包围中的人们，在暗夜里对生存的体验；后者是写金妹丈夫裘老师为给金妹治病而去医院卖血，当钢针进入血管时对生命所特有的体验。两者都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却又不是一般的通感，而是生命和生存的沟通，是个体和历史的沟通，是抒情和哲理的沟通。这里，不纯粹是个语言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它既标示了作家的艺术所自，也应是作家今后艺术提高的方向。

如果单看前引的两段，有人或许以为李肇正是位诗人；就气质而言，我以为是的，而且很浪漫。高厂长的以身殉职，秦娴的自杀身亡，就都带有诗人的浪漫色彩，而缺少了生活的本质气息。高厂长至死都用双手紧抓着“精业”的铜牌不放，虽然显得悲壮，但毕竟是照耀了绚烂的理想之光；秦娴在她挚爱的母亲的坟头自杀，虽然关于棉田的描写是诗意葱茏、十分诱人，但毕竟缺少了泥土的气息，果然我们就在此时此刻，听到了《化蝶》的乐声……也许是作家当年曾经下放、做过插队知青，从而对那乡间小道、流水白云有着太多的眷恋和痴情?我由此想到了电影《廊桥遗梦》和《泰坦尼克号》，想起了最近的布老虎丛书用高额稿酬征求纯情小说……也许狂乱不安的心灵需要一曲田园牧歌加以镇定?也许比比皆是的铜臭气需要爱情的甘霖来冲洗一通?也许这吵吵嚷嚷的人世间需要大力呼唤圣洁的人文精神?——我想，上述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李肇正小说中浪漫情怀的呈现也决非偶然。它们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我认为，就李肇正而言，宁可关住浪漫的感情闸门，也要通过这真实的路去反映这变革的多彩的人生，攀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制高点，在历史和哲理的双重交响中聆听那无尽同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