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斯维特兰娜·谢尔科娃　罗桂英

伊琳娜·维亚列科娃用力地攀一步，再攀一步，疲惫不堪。她停下来，拄着冰斧喘气，对自己说:“只剩下一点点路了，一定要成功。”伊琳娜攀登的是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距珠穆朗玛峰400公里。

那天是1995年10月21日。伊琳娜来自白俄罗斯，38岁，身高1.66米，身材苗条，在7个半小时以前离开登山营地。那天几乎没有风，温度降到摄氏零下30度。她得赶快攀，因为太阳就要落山了。

出发

一个月前，即9月13日清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登山队离开加德满都，朝博哈拉方向走去。

9月22日他们到达时，在海拔4700米高的大本营已经有7支登山队: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格鲁吉亚和3支日本队。伊琳娜的到来使营地气氛增色不少，因为营地只有3名妇女，她又是登山的唯一女性。

10月8日，伊琳娜、辛卡伦科和白俄罗斯登山协会会长利彭医生从大本营出发。10月11日，他们到达海拔7400米的第三营地，保加利亚籍队长迪米卓夫来和他们会合。

那天夜里，伊琳娜闭着眼睛躺在被风吹得飒飒响的帐篷里，思索着明天如何攀登。

第二天早晨6点半钟，伊琳娜起身，向离营启程的辛卡伦科和迪米卓夫祝了好运。然后，她和利彭医生商定，后者将带着手电筒跟在她后面。

伊琳娜在那天早上9点钟开始攀登。天气极好，一道道阳光穿过紫红色的天空。她在7900米左右高处看见辛卡伦科和迪米卓夫下山来，于是挥动冰斧欢迎。二人走近时，伊琳娜向他们道贺。迪米卓夫对她说已经3点半钟了，她听了不禁心里一沉。

“登峰顶还要多久?”

“两小时，”辛卡伦科回答，“来，咱们一起下山吧。”

伊琳娜很想再向上走，离峰顶这么近了。天黑以前大概到不了峰顶，可是有利彭医生带着手电筒跟在后面。她心想:“我可以跟他一起下山。”

“你们已经上过峰顶了，我也要上去，”她坚定地说。

登顶

攀登路线最危险的一段在前面——海拔约8120米的顶脊地带。有一刹那，伊琳娜想掉头。可是她甩掉了这个想法，决意登上峰顶。

顶脊的花岗岩陡坡罩上了冰，冰上覆雪，看不见底下的岩边。雪崖随时可能崩落，使攀山者失足。天气严寒，伊琳娜的呼吸渐渐急促在这高度，气压约为正常的2/3。为了消除恐惧，她开始数脚步，在最艰险的一段甚至跪下爬行。

1994年有支登山队攀登世界第3高度的喜马拉雅山干城章嘉峰，12个队员中，有一人从山坡摔下去，另两人死于冰崩——其中之一是伊琳娜的好友伊凡诺娃。登山队长决定下山，离峰顶仅700米的伊琳娜遵命掉头。为了伊凡诺娃，她发誓要遍登所有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

她逼近峰顶了!真正的峰顶是倾斜的岩板平面，部分覆雪。伊琳娜挺直站着，扫视下面山峦一片眩目的白色。对伊琳娜来说，这是千辛万苦得来的胜利，实践了为亡友所发的誓言。

但她没有时间庆祝。眼前是艰难的下山行。6天前就有一个日本人在这里摔死。伊琳娜除下手套看表:下午5时15分。她不能再在峰顶逗留了，不到两小时天就要黑。在8000米的高度过夜，没有氧气筒和帐篷是非常危险的。伊琳娜也知道，体温一旦降到摄氏33度她就会昏昏欲睡，然后低温会使她的新陈代谢和心跳都慢下来，血压降低；跟着她会昏迷，旋即死亡。尽管她穿了那么多层以先进技术制造的衣服和靴子，随同黑暗而来的严寒终将无情地渗入她的骨子里。

她又向峰顶望了最后一眼，启程下山。天黑得很快，一小时后，伊琳娜走近一个冰雪覆盖的陡坡，简直看不见人工所建的踏脚处，于是面向山坡，用脚找到第一个踏脚处。每走一步都要花费许多力气。她很想休息，但是她知道现在每一秒钟都很珍贵。接着她又想起:“利彭医生在哪里?”

那天早晨，利彭医生醒来时感到喉咙和胸部剧痛。他装好急救包，把热茶倒进保温瓶，走出帐篷。爬坡半小时后，他感到头晕，双膝发软，心跳剧烈，眼冒金星。他知道，这时候他能够安全下山已是运气，登峰顶是休想的了。他回到帐篷，钻进睡袋。体温不断上升，时昏时醒。他得了严重支气管炎。

自救

天黑了。伊琳娜下到大约7900米高处。她走了一步，突然陷在深及膝的雪里，自知已从山径走岔了。“站着别动，否则下一步就是你的最后一步了，”她对自己说。当时是下午6时45分，没有电简不能前进，她决定等候利彭医生。

她挥臂、蹲下、弯腰，因为最重要的是不可以静止不动。时间过得奇慢，令人难受。到了夜里11点钟，她突然省悟没有人会来，必须完全靠自己了。

伊琳娜1957年生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小时多病。父亲常带她去晨练，然后用湿毛巾或雪搓揉她的身体。从小父亲便教她遵守纪律和坚持不懈。1988年年底，大学毕业的伊琳娜成为专业运动员，在山地游览区工作。1992年10月8日她成了首位登上喜马拉雅山8000米高的希夏邦马峰峰顶的白俄罗斯人。

傍晚6时，迪米卓夫下山抵达营地，后面跟着辛卡伦科。辛卡伦科两脚冻伤。他们告诉利彭，伊琳娜上峰顶去了。

天黑后风雪大作。利彭在帐篷前面挂了几盏明亮的灯，从远处也看得到。他知道，如果伊琳娜几小时内还不回来，极可能已不在人世。他因自己无能为力而十分懊恼。到了晚上10点钟，他热度上升，逐渐神志不清。迪米卓夫和辛卡伦科也都体能虚弱，自知凭他们两人实在无法在夜里把伊琳娜接下山。

“伊琳娜大概不是从山峰上跌落，就是昏迷冻死了。”大本营其他的人也认定她已丧生——从没听说哪个女人独自在喜马拉雅山8000米高处熬一夜后还能生还。

月亮似乎钉在空中不动。午夜过后的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度，困在山坡上7小时的伊琳娜手指都已失去知觉。她搓手指，握拳头，又把手放在腋下，没过多久还是冻得全身发抖。她竭力把每一处肌肉逐一收缩、放松，并且活动两腿。她左脚痛得要命，忍不住呻吟起来:她根本感觉不到自己还有右脚。

她想起14年前去世的母亲，也想到其他亲人。她打定主意，就是为了他们，她也得话下去。

暖水瓶滴水皆无，伊琳娜渴得厉害。她除去手套抓了些雪放在嘴里，只觉得更渴。

终于，东方天空泛红了。但她不敢动弹。她感到自己已被冻僵，生怕向前迈一步就会滚下光溜溜的山坡，必须等待日出。

生还

6点半钟左右，伊琳娜开始下山。下山走得相当快，连她自己都很惊讶。不用3小时她已到达大本营。利彭医生爬向帐篷边缘，掀起门帘，远远地突然看见伊琳娜从山坡下来。他简直无法相信眼前所见，惊喜万分。大本营里，有人在融雪，以便为口渴难耐的伊琳娜准备饮料，并医治她的手。

伊琳娜用无线电和基地营通话。对方难以置信她还活着。

她在10点半钟到达第一高山营。有人替她脱掉衣服，把她送进睡袋。卡里娜医生用温水给她暖手，绑上纱布，又为她治脚——脚趾已冻在一起，无法分开。

伊琳娜的两脚解冻后，仍然站不起来。10月15日早晨，一个当地人背起伊琳娜下山。7小时后，他们到了平地。

回到莫斯科，伊琳娜进入医疗中心，动了3次大手术，切除足趾、部分脚踵和部分右脚，移植皮肤。翌年四月间又接受了皮肤与血管移植手术。以后医生还要为她做更多的手术，不过她已开始计划下次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其他高峰。

利彭医生也相信伊琳娜终会成功。“我不知道有谁比她还要百折不挠的。她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抵得过十儿个人。全仗这样的品格，她才熬过了那可怕的一夜。”

(杨光摘自〔美〕《读者文摘》199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