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敏

可娜，她还有一大串英文名字，我记不住，索性不记了。她八月底来北京，参加三个月的短期汉语班学习。她和她的同学来自美国十余所中学。她们分散地住在中国同学、老师家中。可娜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

家有小老外，麻烦事儿自然增加许多吧?先说吃。东西方饮食习惯大不相同，我会做的“西餐”仅限于面包抹黄油、果酱、水果沙拉、蔬菜沙拉什么的。吃不好，把她饿瘦了可怎么办?再说住。原来自家人随意惯了，多出一位洋妞儿，是不是还得考虑“国际影响”，坐、卧、穿着也得注意形象吧。她是不是太随意，听说有的美国人“自由”惯了，得哪儿坐哪儿，地上坐完了床上坐，那还不得三天两头洗床单?总而言之，着实愁得不得了。

然而，愁日子大约只有三四天。可娜是个极随和、极规矩的学生。语言虽然不很通，但是她知道照我们的样子做，进门换拖鞋，自己的“势力范围”每天收拾得很利索。饭前帮助择菜，饭后张罗洗碗。她说中国饭菜很好吃，每顿饭都吃得津津有味。

可娜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可娜在，全家人说话都是中英文结合，常常因为理解问题引得哄堂大笑；可娜在，两个孩子一起嬉笑玩耍，总是充满欢乐；可娜在，家里就有说不完的笑话，讲不完的故事……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把可娜当成了自家人。

可娜很节俭。她买东西总要货比三家。来我家的第三天，我陪她去买笔记本。住处附近的大商场、小店铺几乎转了个遍，最后选了价格最低的一家。她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她省了三十多块钱。最初几天，家里有整瓶的矿泉水，我们给自己的女儿上学时带一瓶，给她带一瓶。后来，整瓶的快喝没了，她就提出“把水弄得很热(烧开)，再让它凉，装进瓶子里”。从此以后，每晚我们必做的事情多了一件:用两个大杯子晾凉白开。可娜每天上学带一瓶水，从不例外。她的父亲是西方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家庭条件十分优越，如此节俭真的让人赞叹不已。

可娜很懂礼貌，有时甚至让我们过意不去。

有一次，我们正在吃饭，她妈妈从美国打来电话，我们示意她可以接电话。可是，她接过电话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便挂了。她告诉我们，她对妈妈说我们正在吃饭，让她过半小时再打来。

我们说“你妈妈从那么远的地方打电话，接通了不容易，应该多说一会儿，不影响我们吃饭”。她却坚持说“那样不礼貌”。

还有一次，可娜正在洗碗，她妈妈打来电话。趁她去接电话，我动手洗碗。可是，一眨眼的功夫，她又过来了，执意让我走开，她一个人洗碗，并对我说“我告诉妈妈，我在洗碗，我的妈妈让我先洗碗后说话。我应该先洗碗，一会儿妈妈还会打电话来”。

我拗不过她，退出厨房。望着她的背影，由衷地感到人家教育有道。

可娜对学业十分认真。她的其他美国同学住的中国家庭都有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差不多都是问作业，商量功课。有一天居然没来电话，可娜一个人专心致致地写写算算。

我不禁好奇地问:“今天怎么没有电话?”可娜告诉我“这是一个考试。教师给我们题，可以在家里做。但是我们不能互相联系”。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出了“自律”一词。美国学生热情外向，有时散漫近于“发疯”，但是他们懂得考试的严肃性，绝不掺假。

家有小老外，我倒觉得自己成了被教育者。可娜的种种言行，总在打动我、感染我。三个月时间不长，可娜就要离开我家，离开中国了。说实在的，还真有点舍不得了呢!

(王燕、肖旻摘自1997年12月21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