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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爱情事故”的阴影

1998-12-31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98年12期
关键词:母校学分

林 微

5年前,我可能是武汉那所著名高校新闻系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我的老家在安徽望江的一个小镇,那年,我以全镇总分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名校,我决心在这里实现我的梦想——做一名最优秀的电视记者。

我拼命地参加各种演讲、辩论,拼命地念书,并一次次地为系里捧回奖项,在这所荟萃全国各地一万多优秀学子的校园里,我渐渐成了名人。我成了系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一年级就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的学生。二年级时,我又竞选上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待我升入三年级时,我的一些低年级老乡们,开始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籍贯:“安徽人,林微的老乡。”

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在校园里显得如此优秀的我,为什么不言爱情。其实,我们宿舍的室友都知道,每个周末,我都会收到一封北京来信。写信的女孩叫阿蓉,我们在同一所中学同桌6年,我们的爱情纯洁而又炽热,只是那时大学里对学生干部管得特别严,我不想张扬此事。

阿蓉的家在她考上大学后迁到了合肥,因此即便放假,我们的相聚也并不能朝朝夕夕。阿蓉是如此的多愁善感,我们每一次分别她总会落泪。我常常深深地后悔,我们没有相约考到同一个城市,但在那朦胧的高三,我们哪敢将朦胧的爱情彼此表白。因此,每当阿蓉为离别伤感,我便用双臂把她紧紧地、紧紧地搂抱在怀中……

大三前的那个暑假,我们又是在这样的惆怅中从合肥火车站分手。开学不到一个月,阿蓉一口气写了近20封信,那个时候,武汉的天气异常多雨,我的心中也是一片迷濛。10月1号国庆节是我的生日,前一天忽然有人给我送来电报,阿蓉竞跑到武汉来要为我过生日!我的心中一片狂喜,这个傻姑娘、这个疯姑娘哟……

当黑发及肩、白衬衣蓝牛仔的阿蓉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恍然间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刻。阿蓉也兴奋至极,我们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

我把阿蓉带到寝室里。同寝室的其他3个男生利用假期去庐山玩了,所以我和阿蓉可以尽诉相思之苦。阿蓉斜倚在我的怀里,娇憨地诉说她一个月来是怎样想念我的,而我则抚着她的长发一遍遍地说:“阿蓉,你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吧,我一定考到北京去读研,我们再也不要傻乎乎地分开了,再也不要……”

当我们都想起来抬腕看表时,不禁大吃一惊:已经是晚上11点了,宿舍早已关门了。假期宿舍不停电,以至于我们都错过了熄灯关门时间。这时,我发现阿蓉的脸上爬上了两片红晕,她深情地看着我。我不禁心如鹿撞……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天夜里,学生工作处临时抽查宿舍的就寝情况,当“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我时,我还以为是哪位同学生了急病,一开门,就看见了几位熟悉的老师的面孔,还有他们胳膊上的红袖章……

我傻了,晕了。大脑空白几分钟后,我猛地听到一声严厉的质问:“哪来的女生?谁的床?!”我只觉得从头到脚有一根筋被猛然抽去,有生以来头一次发现“站着”是如此艰难:“我、我的……”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一刻几位老师眼中的目光。那目光里包含着太多的内容:震惊、失望、气恼……还有痛楚和伤心。这目光也一下子锥醒了还停留在懵懂状态的我——从小到大,我做人的原则是从不让人对我失望,可这一次,我竟让所有爱护我的师长们为我失望!我……我真浑哪!

我面临的处境有两种:留宿异性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勒令退学;但如果通知阿蓉的学校,我的处分会适当减轻。我选择了前者,阿蓉毕竟是个女孩子,我有责任让她好好生活。

我很快就接到了“勒令退学,限三天内离校”的处分通知。我抽烟抽疯了,眼前心底全是一片茫茫的苦涩烟雾。那两天我没吃一口食物,吃进去就会反射性地吐出来,我也不能跟任何一个人说话,一开口我的神经就会整个崩溃。我默默地烧掉了一尺多高的获奖证书,我在火光腾跃中静静咀嚼着昔日荣光灰飞烟灭的苦楚。

可怜的阿蓉,乘兴而来,心碎而去。她执意不让我送她,她的双眼肿得像桃子:“阿微,是我害了你,你要保重……”看着她单薄的身影孤单地汇入茫茫的车水马龙之中,我觉得我男子汉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

就在我即将离校之前,一位与我熟悉的校领导找我谈了话,他对我说:“你是学生,不处分你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我们不承认你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如果你真的能够正视这一切,如果你的确是一个优秀的人,那么明年9月,我们欢迎你考回来!”

那一刻,我终于敢抬头直视这位师长的眼睛,那目光好沉好沉;那一刻,在耻辱的河流中苦苦泅渡的我,眼中突然有了一线生机。

离校的最后期限到了。辅导员塞给我200元钱:“恐怕没人送你,自己打的去码头吧。”可我背上行李,黯然走出寝室的那一刻,却发现班上的男生静静地站在门口,密密的一大排,我同窗两载朝夕相伴亲密无间的兄弟们,我让你们失望了,我对不起你们,我走了……

两天的车船劳顿,最怕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我站在家门口,在门前徘徊了整整3个小时。傍晚,母亲出来买菜,才万分惊讶地看见了瘦成骨架子的我和庞大的行李。当父母终于弄明白事情的原委后,父亲直愣愣地站在那儿喘粗气,嘴唇抖得厉害却吐不出一个字,母亲则瞬间驼起了背,皱纹也深了几层。良久,父亲一把抱起我的行李往门外一甩:“滚!你……你给我滚!”母亲一下子哭出了声。

我走出门,朝父母深深地鞠了一躬,默默地我又背上行李,“滚”到了我曾就读过的那所高中,找到了我高中时的恩师、学校的教导主任。他听完了我的叙述,长叹一声:“你这个娃儿呀!要读你就读吧,我不帮你谁还帮你……我是可怜你爸妈!”

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我的“高三”生活。很快,我的劣迹在这里传开了。我所在的那个复读班里的学生多半是参加过三次以上高考的,长期的失落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颓废、无所事事。我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们极尽所能地挖苦、嘲笑、奚落我的一切。昔日疼爱我的老师也对我不理不睬,偶尔瞥上我一眼,目光里全是冰冷的鄙夷。我就如站在世界的边缘,成了整个故乡的“犹大”。

我尽可能地呆在学校里。父母少看见我一些,也许就不会那么伤心。每天,我饱一顿饿一顿地在街头小摊上吃点什么,渴了就喝自来水。夜深入静后,才像猫一样悄无声息溜回家睡觉,天不亮就又回到学校。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不是少看见我一些,心中就会少一些伤心;但我知道,我欠父母太多了。直到我昏天暗地复读了两个月后,我才知道,就在我入校复读的第三天,我那可怜的老父亲把为我母亲治病的4000元钱交到了教导主任家中,那是我的复读费……

在那段苦涩的日子里,我几乎“淡忘”了阿蓉。事实上我是不敢想起她,在遭受这样的耻辱与打击后,阿蓉还有勇气来面对我这个落魄高考复读生吗?人生难料啊,我们那单纯的爱情,纯真的诺言,阿蓉你还会在乎吗……

1996年5月,我突然收到一盒寄自北京的糖,夹着一封短信:

微:

这段日子可要保重自己!

给你寄去67颗糖,每天一颗正好到7月7日;这67颗糖没有重样的,我以前听说“百家衣”能给孩子好运,但愿这67颗糖也能带给你好运……

是阿蓉!那熟悉的字迹仿佛还带着她的芬芳,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吻着那张信纸,过去漫长的八个月里,我承受的那么多耻辱和责难,我经历的那么多疲惫和困苦,在此时全都烟消云散。阿蓉仍在深深地爱着我!而她也在陪着我一起煎熬!

我再一次在心底发誓:我一定不会让爱我的人再失望了,一定!

在高考的冲刺阶段里,我每天吃一颗阿蓉寄给我的糖果,那些糖果有着神奇的镇静剂的作用,让我每一天都信心百倍,精力充沛。我参加了7次模拟考试,分数一次比一次高——而最低的分数,也已经超过了母校预估的录取分数线。高考前夕,我怀着深深的虔诚给武汉母校那位在我被勒令退学前夕与我谈过话的校领导写了信。我向他汇报了这近一年来我闭门思过的心灵路程,同时,恳请他履行他能实现他“欢迎我考回来”的诺言,——我知道,以我档案中那耻辱的一笔,被别的名校录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996年7月,高考分数公布。我的考分高居安徽省文科第27名。我开始在极度的焦灼不安中等待我的录取“判决”。

1996年8月中旬,一封录取专用信函终于到了我手中,是母校!是我的母校!我可敬可亲的师长们啊!我要用我的整个灵魂感激你们……

重返校园,我却再没有大一时的兴奋与激动。相反,我的心情很沉重。那时我才知道,那位可敬的母校领导拿着我的信,在高考前的全校招生会议上就我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老师们经过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我的分数确实够了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中学里的毕业鉴定不错,就应该宽容地重新接纳我,因为这足以证明我有正视过去错误的勇气和能力。我将如何面对这一份深重的信任呢?我如何弥补自己一失足浪费的青春与年华呢……昔日的同窗好友已将我拉下了太远,如今,他们已是大四的“老”生,而我则又成了大一的新生。站在系办公楼的那块实习成果展板前,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同时心头也弥漫起无边的酸楚:我必须重修大一大二的课程,拾回那些被我一次孟浪就丢掉的辛辛苦苦学来的100多个学分!

和那些小我两三岁的小师弟小师妹们坐在一起听课,而且是听那些我早已烂熟于心并以优秀成绩考过了的课,我的心里苦闷极了。一天晚上,我坐在路边的一条石凳上,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起头,原来是系里的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他像是洞穿了我的心事:“如果有一副担子放在你面前,你就要勇敢地挑起来。你没有资格提要求,可你有资格作选择。”说完他就走了。

我苦苦思索他的话外音,终于恍然大悟:现行大学制度是修满学分即可毕业,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在一年之内修满三年的学分?!为什么不可以把我白丢失的两年时间抢回来?!

我找到了系里的领导,苦苦哀求他们允许我同时参加三个年级的考试。开始他们死活不答应,这毕竟没有先例,然而看到我的诚恳和特殊情况,最终他向校教务处提出了申请。校教务处经过慎重研究,并请示过学校领导之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于是我的桌子上同时出现了几十本课本。吃饭、睡觉反而成了一种负担,我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几份来用。整个一个学期我没剪头发,胡子也常常长出半寸才刮一次。

期末终于到了,我在半个月之内要面临18门考试!我找教务处的老师要来了三个年级的考试日程,发现自己有几门考试要异地同时进行。还好,只有两门重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堂考试时间一分为二,两边都考!

我真的是要用我的整个生命感激我的母校,教务处和系里的老师为我这个“赎罪”的考生破例开了一路绿灯。那半个月,我像一只贪婪的飞蛾一样,穿梭于各个考场,“吞食”着那一大张、一大张的试卷。一个星期后,成绩陆续出来了,18门功课,除了2门是70多分外,其余的均在80分以上。得知最后一门的分数后,我一口气跑上宿舍楼的顶楼,在一个角落痛痛快快地落了泪。爸爸、妈妈、阿蓉,我是有希望的啊……

第二个学期,我如法炮制。到1997年7月,我终于修满了新闻系本科生毕业所需的172个学分,而且系里同意我升入四年级,即与94级的同学一起实习。

这时,阿蓉毕业了,留在了北京的一家单位。她来信对我说:“阿微,你还记得你的誓言吗?……”

我当然记得,即便是在“狂修学分”的同时,我也已经下定了进一步的决心:考研到北京去!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句爱情宣言,它代表着我能否赢回我那曾经失落的青春和梦想!

然而,我却知道这对我来说有相当的难度,我要报考的是北京一所名校的电视系,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而我却已失去了当年的优势:虽然我的学分已经修满,但狂补学分令我未能向深层扩展我的知识;而且我缺乏半年的实习经历;何况我的档案中有被勒令退学的纪录!

但不做努力,怎知不会成功?

我决定在四年级期间复习、实习同时进行。1997年的暑假我没回家,一边读书备研,一边在湖北电视台实习。10月份考研报名后,我更是如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拼命运转。为了省去晚饭时间,我让图书馆的值班员把我反锁在自习室里,饿了就啃几口饼干;晚上10:30宿舍熄灯,我就搬张凳子到湿冷的浴室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继续复习。

1998年元月,考研的日子终于到了。在前一天晚上武汉下起了大雪,天气异常寒冷。可我却始终觉得我的全身都在往外冒着热气,以至于我临考前不得不用冰冷的自来水淋湿了头发。那种火山喷发般的感觉令我在答写考题的时候微微颤栗:这就是一个人全力以赴地迈向理想时的感觉吗?

考试结束后,一位朋友在校广播台给我点播了一首《再见理想》。“给我一个理想,我就飞翔。”是的,我疲乏极了,但我滞缓的脚步却分明卷携着一份豪情。

1998年3月,我收到了考试成绩,总分居所有考生中第2名!然而我却开心不起来:档案中的退学纪录极有可能断送这一切。我决定不管怎样,将一切努力到最后,即便不成功,也无憾无悔了。做毕业论文的间隙,我去了两次北京。无人推荐,我一次次站在那所名牌大学的招生办门前守候,最终赢得了老师们的同情,他们温和地对我说:“你回去,安心等消息吧!”

后来,我才知道,系里的几位教授联名写了一封长信,寄给了那所大学的研招办,用他们的经验担保,我将是一个优秀的电视人才。

4月底,我再次进京复试,最后的总评成绩,我是第一名!7月初,我终于真实地拿到了北京来的录取通知书。

在离开母校的前夜,我失眠了。5年间,我两度考入我的母校,第一次的自豪与光荣,第二次的羞愧与压抑,那是多么地不同!所幸当我这一次即将告别母校的时候,我的头是昂着的。1995年的10月,当满怀失足恨的我垂着头默默告别母校的时候,我并没有奢望我会被北京的前辈和老师们所原谅,让我能继续追逐我的梦想,我深深地感念人间这一切的美好,而怀揣着一种“劫后复生”的悲壮,我再次默默告诉自己:人一生不可能不失足、不犯错,但不可以将自己变成落魄的懦夫,不可以将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一段人生的起落,恰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

(耿丽冉李倩摘自《知音》199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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