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浩

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缘由，独特的文化背景、成长环境决定了我们性格的迥异与走势。

初来这个城市时，我只有16岁。一个16岁的乡下男孩子对城市的一切自然充满了好奇。那些日子，可以挣钱贴补家用的欢乐包围着我，我浑身上下总是溢出一种舒枝展叶的快意。

打工之余，为了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开始学习写作，陆续在各级传媒刊发了一些文章，日子过得艰辛而快乐。不想，这份简单而快乐的心境却没能维持多久，名利场的是是非非就向我袭来。那是1996年12月的一天，在市委机关报举办的通讯员表彰大会上，分管宣传工作的市委某副书记恰好给我颁奖。他温和含笑地鼓励我，刹时使我感动莫名。末了，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是多多联系。

从此，我的心不再平静。我一次次地把玩着那张印刷精美的名片，暗忖:领导是看重我的。我留意过，表彰会上他只给我一个人递了名片。

那天，我忐忑地拨打着那串电话号码，仿佛敲击着幸福之门。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正是领导本人，他的语气依然慈祥温和……这天晚上，我买了好些礼品和一束鲜花，应邀来到领导的家里，初进门时的那份忐忑，颇有几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我颤着手将礼品搁在茶几上，一脸绽笑地冲客厅里坐着的几个中年男子问好。他们点点头，间或打量我一下，目光里有审视、鄙夷……领导见我一副窘窘的样子，漾着笑示意我坐下，随手给我削了个好大的苹果，我小口小口地咬着苹果，觉得这味道有点酸又有点甜……

几次登门拜见后，爽朗的领导开始过问我的前程。在他艺术性的示意下，我打工的这家化工厂厂长恍然大悟，很快地给我办了城市户口，把我从车间提到科室从事宣传工作。这段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传奇让许多人对我又妒又羡。

我的胸腔里只有感谢，懒得理睬别人怎么说。出于感恩，我常常出入这位领导的家。有时帮他干点活，陪着聊聊天，或者给客人泡点茶什么的。

今年初，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改变了我。那天是情人节，领导刚好生了场小病在医院打点滴。闻讯，我买了些补品，尔后来到街头的花店买花。因情人节的缘故花价特高，我花200元钱买了一束就走。临出店门，有个靓丽女子问我:“买花送谁?”“看病人。”女子闻言两眼绽满惊喜，脱口而出:“我们电视台××栏目今天有个创意，看情人节有没有人买花看病人。眼下你是第一个，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跟踪采访吗?”

“不行。”说罢，我招手拦了辆“的士”就走。哪想电视台摄制组在后面追着。当我淌着热汗走进静谧的病房，身后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电视台的人跟来了。盛怒之下，我一掌推向为首的一个高大男子，不想，将他手中的微型摄像机推掉在地，机壳摔坏了。被人宠坏了的小城电视台记者哪见过这阵势，大怒，挥手就给我一拳……这一闹，事情变糟了，直到电视台领导赶来才将这事平息。

不几天，小城传得沸沸扬扬，说有人到医院给某市领导送礼，还强词夺理地打前去曝光的记者……那些日子，领导知道我是无辜的，出于流言的压力，他的脸色依然难看了好久。尤其领导夫人看我的那种轻蔑眼神，蜇得我好痛好痛。记得那天临出门时，领导沉郁地把我送出来，说:“你暂时别来了，避避风头，这样大家都从容些。”闻言，我踉跄而去。

这场意外的打击，让我似乎喝了一帖清醒剂，我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打工仔，为什么要苦苦地攀附权贵，给自己平添烦恼?况且，社会认可我，怎么说也有几分因了我执著追求理想的缘故。可近年来，我那清澈的眼神变得迷惘，言谈间油滑得俨然一名公关先生；先前的理想色彩不再，名利场倒是多了一个俗人。想到这里，我哭了。

痛定思痛!我决定复回先前的简单生活，我要用行动再一次建构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勤奋的打工仔。

厂里的人待我愈来愈冷淡。众人的态度再一次震惊了我，我冷静地审视着自己，觉得自己的信念之旗没倒，尚具朴实的品质及对生活的热忱。

那天上午，桌上电话铃声响了。那个曾经温暖我心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小胡，是我，你阿姨邀你来咱家吃晚饭。噢，对了，调动的事有眉目了……”闻言，我浑身上下轻轻地颤抖着，一种莫名的悲喜萦上心头，沉吟良久，我低低地说:“……调动的事您别费心了，我已经另有打算。”说罢便迅捷地挂上了电话。

(朱石林滕廷雷摘自1998年8月6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