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平

朗博穿着宽松的绒线衫，手里是一只高脚酒杯，杯中鲜红的液体灿烂地荡漾着。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是朗博五十一年来最快乐的一天，他的历史小说《战役》在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两个星期后，又获得了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奖，这在法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怀抱着这么多的荣誉，朗博自然得笑纳那无尽的祝贺、宴请，还有签名，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朗博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走过了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已经没有任何幻想了。”

帕特里克·朗博(PatrickRAMBAUD)生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母亲早逝，父亲是珠宝商。朗博小的时候，父亲总是给他买成堆成堆的书，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朗博十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在那悲伤的六十年代，朗博读托洛茨基的回忆录，还有安德列·布列东、维克多·雨果、亚历山大·托马斯的作品。后来，朗博又结识了两位老年朋友——皮卡比娅和马塞尔，这两人对他影响很大，因为他们都是玩世不恭的人，马塞尔更是个总爱“绷着脸儿说笑话的混蛋”。朗博喜欢他的这两位朋友，于是他摒弃一切在他看来属于“矫揉造作”、“一本正经”的东西。一九七○年，朗博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娱乐刊物《当代》。那时，他是个小伙子，血气方刚，但二三十年来，他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胡须慢慢地变白了。他仍然住在那幢租来的老房子里，仍然爱吃自己种在房前屋后的那些核桃树上的果子。

朗博一直靠写作为生，日子过得还不错。他总共写了五十几本书，其中一半是代别人写的：他模仿某些作家的风格写作，作品署上别人的名字，别人支付他报酬，如此而已。甚至就在他写得奖作品《战役》的同时，他还另外代别人写了三部书，只是人们永远无法知道雇主的名字。朗博喜欢自己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九七○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放血》(LaSaignée)出版的时候，他就梦想像凡尔纳那样，和出版商签订二十五年的长期合同，每年出两本书，只可惜那时毕竟不是十九世纪，书早已成了不挣钱的商品。朗博自己署名出版的小说和戏剧有二十几部，如《盗窃》(Fric－Frac，一九八四年出版)、《部长之死》(LaMort dun ministre，一九八五年出版)等。

《战役》这部书的写作最早是由他的出版商让·克洛德·法斯凯尔提出的。这个主意对朗博来说，开始只是一个问题，然后是一种好奇，接下来是满心的渴望，最后变成了难以割舍的需求。朗博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拿破仑大大小小的战斗，阅读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其中包括当年参战者提供的笔录。他还多次深入当年的战场，以至于对当地的动植物都有了系统的了解。最后朗博终于提起笔，重现了拿破仑战争生涯中的一次战役——爱斯林战役。这本巴尔扎克想写却没有写成的书，朗博把它写了出来。

《战役》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爱劳之战两年之后，滑铁卢战役六年之前。爱斯林是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庄，位于维也纳东南六公里远的地方，一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五月二十二日，拿破仑指挥他的大军和查理大帝率领的奥军在这里激战。就在这三十几个小时的战斗中，法奥两军共战死五万余人，伤残一万一千余人。朗博在书中向人们叙述的就是战争这架杀人机器是如何在爱斯林这个屠宰场运作的。

朗博的这部历史小说在法国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不少评论家认为，朗博这么个靠模仿别人风格来写书糊口的工匠，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自己的风格。但正如让·皮埃尔·迪松在他的《血淋淋的混战》一文里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因为他模仿过别人的风格就否定他的这部作品的价值，那是不公正的。其实，读者只要捧起朗博的这本书，静下心来，稍微认真一点地读上几页，就不难发现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夹着作者那笑眯眯的嘲讽的面孔，让我们随便拈来几例：

某日，贝迪埃元帅陪同拿破仑来到多瑙河边察看架桥地点。

陛下，地点好像选得很好。

当然。皇帝答道，一边往烟嘴里填烟丝。

只要划一条小船来测一下水的深度……

没你的事。

……和流速……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像往常一样，贝迪埃的事情就是服从。忠诚地、模范地执行主人的指示，这样他便会得到巨大的权力和别人的倾羡。……

又一日，皇帝和几位元帅一起打猎。拿破仑随意往空中放了一枪，没有击落那只飞鸟，却打瞎了马塞纳的一只眼睛。他猛然转过身，对身边忠诚的贝迪埃说：

你刚才伤着马塞纳了！

根本不是我，陛下，是您。

我？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是你乱放枪！

可是，陛下……

不要否认！

皇帝总是有理的，尤其是在他撒谎的时候。……

这就是朗博的嘲讽，这就是朗博的风格。他的嘲讽是不经意的，是笑眯眯的，也是帕特里克·朗博所特有的。

朗博对笔下的人物着墨不多，却能使人物带上抹不去的特征。他笔下的拿破仑总是操着他那口科西嘉乡音，到处吼叫，还动不动就暴跳如雷。

贝利高尔跳下他那汗淋淋的战马，向拿破仑报告：

陛下，大浮桥被毁了！

拿破仑狂怒地站起来，一扬手，用衣袖将自己正喝着的汤连同餐具一起扫落下来：

谁干的！以临阵脱逃罪枪毙，这些修桥兵，就该对他们这样！

说详细点，一旁的贝迪埃元帅对他的副官说。

嗯……来了一个洪峰，河水一下子涨得很快……贝利高尔喘着粗气。

怎么事先没想到？嗯？！皇帝咆哮着。

想到的，陛下，没想到的是奥地利人，他们处在上游的一个河湾里，向我们的浮桥投放装有石头的船只，冲断了我们的厚木板和缆绳。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皇帝一边气呼呼地走来走去，一边大喊大叫。他一把抓住勒杰诺上校的皮衣：

你算是个天才，快去给我把桥修好！

寥寥数笔，一个狂暴的拿破仑就凸现了出来：他掂着沉甸甸的肚皮，吼叫着，我们似乎还感觉到了他那狂怒的、四处飞溅的唾沫。至于拿破仑的粗鲁，朗博用墨更加节省：

皇帝的下巴油光光的，他啃着鸡腿，正和元帅们谈着军务，然后就不时地用那根吃剩的鸡骨头在一张大地图上指指点点。

……皇帝的裤子上墨迹斑斑，因为他写完字后，总习惯在裤腿上擦一下他的羽毛笔……

这就是朗博笔下的人物。他写人物是像画漫画似的，不经意之间，拿破仑的粗鄙和邋遢被活灵活现地勾勒了出来。这种描写手法也是帕特里克·朗博所特有的。

朗博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颇有独到之处，他展示给读者的战争场面宏大而又精细，并且不断地变换视角，努力地让我们看到战场的全部。在那惊心动魄的三十几个小时的战斗中，我们一会儿随着他的镜头飞向高空，鸟瞰阿斯佩恩—爱斯林战场上的滚滚浓烟、一阵高过一阵的火焰以及那密密麻麻的混战中的人群；过一会儿，我们又随着他的镜头深入到血淋淋的战场中间，亲眼目睹法奥士兵你一招我一式的搏杀……

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是痛苦的：在他们的前面，有着数不清的大师、泰斗，也有着读不完、看不尽的经典、名著，其中有小说、诗歌，也有电影、戏剧。任何一种文学手段和技巧都不可能完全由他们来原创。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或多或少地有着前人作品的影子，有着他们的前辈采用过的描写或叙事的手法，有着与某某、某某“相同的”或“相近的”“风格”。这一切，都可能成为苛刻的批评家议论的话题。然而，对朗博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曾经是一个被别人雇佣的写手，他曾经靠模仿别人的写作风格而谋生：用署上了别人姓名的文稿换取报酬。今天，他虽然写出了一部获得大奖的作品，但面对那些知根知底的批评家挑剔的目光，他还能说什么呢？

实事求是地说，朗博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文学技巧有多么高超，当代作家企图通过玩弄文学技巧来博得评委们的选票实在是太困难了。于是，评论家们便纷纷赞扬他叙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赞扬他用自己独特的笔调，生动而准确地重建了当年的爱斯林战场，甚至连士兵军服上的纽扣都没有弄错一个。然而，仅凭生动准确地描绘一次战役就能获得此等史无前例的荣誉？看来，我们有必要顺着朗博笔下的路标，亲自去凭吊爱斯林古战场，从中获取某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爱斯林战场的气氛令人毛骨悚然。沿多瑙河东岸，从阿斯佩恩到爱斯林这条狭长的地带，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火光冲天，尸首遍地的惨景。房屋被烧毁了，焦黑焦黑的，房梁冒着黑烟，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有时，整幢房子一下子塌下来，扬起一阵阵灰烬。太阳穿过那厚厚的由灰尘、青烟还有浓雾组成的苍茫，把血红的光线洒在原野上。空气中飘荡着火药、马粪还有血腥气。成千上万的尸体躺在旷野上，朦朦胧胧的，看不到尽头。有的尸体还在燃烧着，像一堆堆篝火。这些死去的年轻士兵将在这里腐烂，乌鸦将撕碎他们的躯体……

那些负了伤却侥幸活下来的人的遭遇又将怎样呢？只需到外科主任贝尔西的手术室里看一眼就明白了：贝尔西医生和他的助手满头大汗，手拿木工用的锯子，正在一间茅屋里切除伤员的小腿或手臂。吼叫声、咒骂声不绝于耳。贝尔西医生的助手中没有一个学习过外科的，但他们却都能胜任角色，因为他们只要用粉笔在伤员身上画出需要截肢的部位就行了。被提升了的助手负责锯肢，碰到靠近关节的地方，他们有时会越过一点界限，血便喷涌出来，但他们仍然要活生生地锯断那根骨头，他们的病人便昏厥过去，停止了动弹。许多人像这样心脏停止跳动，死去了，或者不幸被切开了动脉而流尽了身上鲜血。外科主任不时地喊叫：

笨蛋！你难道从没杀过鸡吗？

每个手术不能超过二十秒，要做的手术太多了。接着，人们把那些锯下来的手臂或小腿堆成一堆。在场的助手为了不至于呕吐或者晕厥，开玩笑说：

又来了一个蹄膀！……

这些伤员难道非得截肢不可吗？遇到可能恢复的病例，贝尔西医生总是显得非常烦躁。请听下面的对话：

我们能让他复原吗，医生？

如果有时间是可能的。

后面还有许多人等着呢。

我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

截掉，笨蛋，截掉！我厌恶这种事情……！

战争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士兵，像拉纳这样的拿破仑的重将也被截了肢，以致于后来因伤口感染而死去。在他临死的时候，满屋的恶臭使他最忠诚的侍从也跑出了那间孤零零的屋子。

作者用夸张的笔调、嘲讽的语气将战争在血与火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血淋淋的残酷和恐怖原原本本地、像好莱坞巨片似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据说朗博酷爱美国电影，不知他的想象力是否因此而得以丰富。

拿破仑麾下的将士们确实能征善战，但他们并非都愿意以杀戮为乐，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甚至抛弃自己的生命而到战争中来寻找刺激。相反，在激战的前夜，士兵们都茫茫然，不知自己将被带向何方。在露营地，大家都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戴着订婚戒指，有些人怀里还揣着一枚微型肖像，或一缕情人的头发。鏖战就要来临，万一在战斗中被俘虏，他们将被挖掉眼睛，割掉鼻子和舌头。反正到明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在，或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求生的欲望使他们觉得天空从来没有这么清澈，周围的景色从来没有这么美丽。虽然感到害怕，虽然留恋人生，但他们是士兵就必须去作战，用贝迪埃元帅的副官贝利高尔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服从”。服从谁呢？

在爱斯林，贝西尔和贝迪埃两位元帅此时也在叹气。贝西尔思念着他那温柔的，在上流社会备受赞赏的美丽夫人和他那在歌剧院跳舞的情人。贝迪埃的两位夫人虽然都不值得他想念，但他那个可爱的侯爵夫人却占据了他整个心扉。英勇顽强的拉纳元帅在凌晨三点半也没有睡着，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中，死亡不时地与他擦肩而过，这一切早已使他厌烦。他想回家去，和他的夫人一起守着他们的两个儿子长大。他不明白，拿破仑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平静而安详的生活，而偏偏要跑到这个鬼地方来风餐露宿，流血流汗呢？像他一样，大多数元帅也渴望战场上的和平。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这些冒险家早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不愿意再这样南征北战了。战争，将帅们确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天夜里，只有最高统帅拿破仑一个人感到兴奋不已：“伟大的荣誉，就是一阵宏大的噪声。动作做得越大，声音就传得越远。法规、机构、古迹、民族乃至芸芸众生，一切都会消失，而这声音却将持续地响彻几个世纪。”在近两个世纪前的那天夜里，或许更早些，拿破仑就渴望能够万世流芳，把伟大的法兰西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所以他要打仗。他身上的这股力量究竟从哪里来，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什么也无法阻挡它，我只有一直向前，还要提防他们”。拿破仑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他周围所有的人，当然包括贝迪埃、拉纳、马塞纳、贝西尔等将领，这些人“佯作忠诚，他们跟着我，只是为了收集黄金、爵位、城堡和女人！他们讨厌我，我也不喜欢任何人”。要说这些人的忠诚是假装的，那可冤枉了他们。拿破仑使马塞纳元帅变成了独眼，然而许多年来这位元帅无怨无恨，仍然鞍前马后地拼命卖力。架浮桥的时候，他站在冰冷的河水里，一个人干十几个人的活；战场上，他身先士卒，奋勇争先，这种忠诚是装不出来的。若说他跟着拿破仑是为了收集钱财爵位，这倒是实话。马塞纳不止一次地做黑市买卖，有一次，他就成功地贩卖了一批进口许可证，并为此得到了三百万法郎的财富。贝西尔和贝迪埃两人的叹息声中肯定也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

如此看来，为了金钱与爵位，将领们不得不和拿破仑身上那股不可名状的力量一起涌动，“服从”他的野心，即使这个野心将把整个军队乃至整个法国引向灭亡。

拉纳元帅是唯一的一个敢于在拿破仑面前说出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奥军利用多瑙河涨水，破坏了通往爱斯林战场的巨大浮桥，法军一下子陷入前无出路，后无援军的地步。拉纳见身边的士兵一片片地倒在血泊中，便意识到“这个该死的波拿巴要让我们大家都完蛋”。他果然不一会儿就受了致命伤，躺在病床上的拉纳向拿破仑作了最后一次劝谏：“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吧，这是所有人的愿望。别听你周围人的话，他们都在奉承你。他们服从你，但是并不热爱你，他们将会背叛你。事实上，他们一直对你掩盖实情，这就是对你的背叛。”拿破仑听过后，蹙了蹙眉，转身走出了屋子，喊秘书：“记下来！拉纳元帅临终遗言！他对我说：‘我渴望活下去，为您和我们的法兰西效力……”劝谏有什么用？固执的拿破仑最讨厌的就是这两个字。

皇帝对拉纳算是最客气的了。贝迪埃有一次随口纠正拿破仑说错的一个地名，拿破仑便大声吼道：“先擦干净你自己屁股上的屎！”皇帝不但固执，还非常暴躁。要是他发了脾气，满堂的官员没有一个胆敢乱说乱动的。上校军官勒杰诺一直觉得造浮桥不妥，他认为：“匆匆忙忙地在一条正在涨水的河流上投放浮桥，这简直是疯了！……应该等到多瑙河平静下来，恢复它原来的河道。这只需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这样草草率率地建一座浮桥，能顶什么用？应该往河底打木桩，建一座真正结实的桥。”可惜的是这些话他没敢对任何人说。马塞纳也有遗憾，他后悔没有建议修筑工事，没有在爱斯林周围挖壕沟，以致于使奥地利人长驱直入。

假如拿破仑是个虚怀纳谏的皇帝，或者至少他的性格略微温和一点，少一点暴躁，爱斯林战役的历史就很可能改写。法军就有可能在占领维也纳之后稍作休整，等待多瑙河汛期结束，而不是马不停蹄，直奔多瑙河去架设浮桥。让我们进一步设想一下，假如法兰西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拿破仑，那么世界历史上还会不会有瓦格拉姆战役、俄罗斯大撤退以及最后的滑铁卢呢？

朗博的小说写到这里，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了。他已经清楚地告诉了读者，在一场没人愿意打仗的战役中，却会血流成河，死伤无数。这一悲剧的形成，完全是由领袖人物拿破仑的个人素质造成的。他的固执、他的暴躁、他的鲁莽，他的一切性格缺陷，都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或许读者要问，拿破仑的这一切弱点为什么偏偏在爱斯林战役中暴露无遗呢？

朗博认为这里面有拿破仑体力上的原因。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此时的拿破仑已经和四五年前的奥斯特利茨战役时期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开始发胖了，那件开司米背心紧紧地箍着他那已经圆滚滚的大肚子。已经看不到他的脖子，肩膀也几乎没有了”。拿破仑已经变成了整个儿一个大皮球。遥想当年的法兰西皇帝英姿焕发地坐在他的宝骥上，目光炯炯，眼中满是智慧。如今，“他那散乱的目光只有在发怒的时候才喷射出火焰来”。他体力衰退，连登上云梯观看战况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力不从心。其实，拿破仑缔造的法兰西大帝国不也是和它的皇帝一样今不如昔吗？在整个欧洲大地，帝国的军队已经从昔日摧毁封建制度的革命军变成了占领军。在法军占领下的西班牙，一八○八年五月二日，马德里民众自发举行起义反对法国人，西班牙贵族阶层和教会出自各自的利益也纷纷加入反法行列，法军在西班牙遭到空前的抵抗。拉纳元帅在谈到对西班牙作战时曾说：“为了抢到一个王冠，必须首先在那里消灭一个民族。”西班牙的反法热浪波及到了欧洲各国，就在一八○九年四月，即爱斯林之战前一个月，得到英国大量资助的奥地利宣布对法作战。此时的法兰西帝国正如他的皇帝一样，开始感到“体力不支”了。

体力上的衰退确实加重了拿破仑的坏脾气，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当拿破仑率领他的大军驰骋于欧洲广阔的平原和山地上时，胜利女神便倾心于他和他的帝国，他所擅长的战略性的快捷与突袭便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这时，拿破仑性格中的一切弱点就是优点：他的固执就是果断，他的暴躁就是刚毅，他的鲁莽就是勇猛。一七九六年他率军越过滨海阿尔卑斯山险隘，袭破奥萨联军接合部之薄弱点。一八○○年他越过著名的天险大小圣伯纳德山口，涉险迂回，大败德军，乌尔摩之战，法军快速行军，由每分钟走七十步的传统速度，提高到一百二十步，从而使四十天的行程，只用二十五天就完成了。法军出敌不意，突然而至，使奥军措手不及。过去的辉煌，使得拿破仑相信命运之神会永远垂青于他。在拿破仑看来，只要行动果断勇猛，什么天险也不能够阻挡法军前进的步伐。他有一句名言：“任何小径只要山羊能走过，就可以用来迂回敌军。”可是，这一次他不是跋涉在阿尔卑斯山的小径上，而是陷在多瑙河冰冷的河水里。在多瑙河畔的这条狭长地带，他的快捷、突袭的战术囿于地形而陷入了泥潭，他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弹尽粮绝。一代枭雄只得仰天长叹：“败我者不是奥军，而是这多瑙河！多瑙河，该死的多瑙河！我恨你！”

拿破仑从来就不愿意考虑失败，不愿作最坏的打算。谁若是提醒他预防万一，他准会大叫：“别说了，蠢驴！我讨厌作最坏的打算！”在爱斯林，当看起来似乎可以轻易跨越的多瑙河水一夜暴涨，奥军从上游投放的漂流物直接毁坏了法军的浮桥时，拿破仑的悲剧就开始了。法军的渡河战更加困难，当渡河进行到一半时，奥军发动了攻击，胜利天平终于向奥军倾斜。一场悲剧就这样变得不可逆转。

为什么拿破仑不能够在一个从将军到士兵都认为合适的时机停止战争的车轮？为什么拿破仑要进行这样一场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感到厌烦的战争？朗博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此时拿破仑的心里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好像有什么力量在不停地催促着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感慨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句惊世骇俗的话道出了一个并不难以理解的真理：皇帝也是人，只不过是一个地位有些特殊的人。当他自己缔造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时，他便使他的臣民全部服从于这架机器的运转，并逐渐成为这架机器的一部分。皇帝本人也不由自主地成为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个转轴。拿破仑就曾无奈地说：“这是命运在追逐着我。”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宿命的观点，但却真的道出了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那般得意和那般无奈。英雄们在创造着历史，也在被历史所嘲弄。

这场战役结束的时候，拿破仑率领他的大军又要出发了，他们要去攻打瓦格拉姆。朗博又提起了笔，他要写《战役》的续集——《俄罗斯大撤退》。作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朗博是成功的；而作为思想家，朗博显得尤其出色。

(PatrickRAMBAUD，LaBataille，BernardGrasset，Pari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