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波

八十年代当西方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时，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时至今日，人们终于安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本来就不可能存在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或后现代，要紧的不是去作名分上的真伪之辨，而是看看它们在中国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曾艳兵先生的《东方后现代》，正是从这一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的后现代景观。

就中国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现实土壤来说，既有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商业化、文化的工业化等等全球共通性的潮流，也有中国社会独具的背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剧烈震荡，文革后的信仰失落、价值虚无，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兼收并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必然具有自身独具的品格，如传统重负下的反传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混沌一团等等。

于是，中国的“后新潮”文字一方面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另一方面又时时受中国当代现实与文化传统的制约。当中国的后现代作家们在文学的实验与语言的游戏中品尝着一份“颠覆”与“解构”的快感时，他们骨子里仍然无法完全抹去“文以载道”的因袭的重负，仍然有着一份对传统的崇高、理想、价值、确定本质的古典式温情的追怀，他们在语言符号的嬉戏中并无法从根本上取消语言的一切意义，反而有着一份弘扬汉民族语言的独特魅力，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构第三世界话语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