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恩

北京大学是我国由中央政府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它在初创时期，不仅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当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后来并发展成为一所有着国际声誉的名牌大学。但是，对于这样一所在我国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著名大学，人们的研究和宣传似乎不太相称。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庆祝它的百年诞辰之际，我们还看不到一部较为完整的北京大学校史。

由于对北大校史的研究和宣传不多，不仅在社会上，即使在北大的师生以至学校领导人中，对北大的历史大都缺乏应有的了解。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文革”初期，周总理曾找他谈过一次话，主要是劝他不要参与校内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谈完正事后，总理忽然问他，“你知道北大的第一任校长是谁吗？”周先生一时回答不出来。总理告诉他，北大的第一任校长是严复。周培源原本是清华大学的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才调到北大来，他又是搞自然科学的，不知道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不足为奇。实际上，即使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师中，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恐怕也为数不多。至于北京大学究竟创办于何时，更是一个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的问题。

人们大都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也知道京师大学堂是清末戊戌变法的产物，但是，京师大学堂创办的确切日期，却是一个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学校的校庆日，应该就是该校成立之日，但北大的校庆日却不是这样。

全国解放后，北大的校庆日定为每年的5月4日。众所周知，这是为了纪念1919年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但那时北大成立已超过二十年了。

全国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一直是12月17日。不少人以为这天就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之日。然而，这也是一种误解。实际情况是，1900年，由于义和团进京，京师大学堂曾一度停办。直到1902年才得以恢复。12月17日是京师大学堂当年复校后正式开学的日子。那时，距离大学堂创办也已过了四年。

前些日子，我在阅读胡明著的《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6月出版)时，无意中发现，对于北大究竟在何时成立这个问题，北大的老校长胡适早就注意到了。尽管解放前北大于每年12月17日庆祝的校庆日碰巧也是胡适本人的生日，但他知道这天其实并非北大诞辰，无意将错就错。在1960年，也就是胡适逝世两年前，他曾对此做过专门考证。他从清代《德宗实录》中发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即公元1898年12月3日)有如下记载：“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开办京师大学堂，报闻。”据此，胡先生认为北大成立的日子应该是1898年12月3日。

孙家鼐是清廷任命的第一任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大臣，相当于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兼教育部长。他的奏折当然是权威史料，《德宗实录》更是原始资料，上述记载自然是可信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看到了孙的奏折原文，他没有说明这个奏折是在京师大学堂开学的当天，还是在它开学之前或之后不久上呈的。如果孙家鼐上奏与大学堂开学并不在同一天，那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大学堂成立的标志应该是它最初开学之日呢，还是管学大臣为此事上奏之日?我以为，一般说来，应当以前者作为标志；但在前一个日期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用后一个日期来代替，似乎也勉强说得过去。事实上，这两个日期也不会相距太远。以12月3日作为北大成立之日，较之12月17日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不过，把1898年12月3日作为北大成立之日，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北京大学不是戊戌变法而是戊戌政变的产物，因为戊戌政变发生于这年的9月21日，两个多月后京师大学堂成立。这里没有反映出决定成立和筹办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政变之前这一重要情况。事实上，成立京师大学堂确实是在百日维新期间，作为维新变法的首要之举决定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维新变法，诏书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但顽固派极力敷衍拖延，迟迟不予执行。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多次催促下，光绪帝一再严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迅速复奏，毋稍迟延”，他们这才不得不请来梁启超代为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上奏。7月4日，光绪帝正式下诏，批准开办京师大学堂及其办学章程，并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这标志着大学堂正式开始筹办。尽管在筹办过程中西太后发动了政变，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但京师大学堂却以“萌芽早，得不废”，仍由孙家鼐继续筹办，并于这年12月初开学。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把1898年7月4日，即光绪帝正式批准开办京师大学堂之日，作为北京大学创立的标志，才能更加明确地显示出北大是戊戌维新的产物，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出北大校史上坚持改革和革命的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