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8岁。中专刚毕业，有机会继续深造，却因为清贫的家境和小弟高昂的学费不得不去工作。

一天翻开报纸，某家银行公开招聘的大幅广告投入眼帘，普通职员的条件我完全符合，心就突然一动，想到学校的分配并不怎么理想，为什么我不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呢?

我将成绩册、获奖证书、珠算等级证之类的东西塞进包里，兴冲冲直奔银行大厦。大厅里早已挤满了求职者，人人眼里闪烁着和我一样既惴惴不安又充满希冀的光芒。其实今天只是面试，据说，录取比例相当宽容，一般都有机会进入下一轮口试。

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我放轻脚步，毕恭毕敬走进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坐了好几位面容庄重的中年人。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位面色还算和蔼的30多岁的女性，她睁着一双眼睛前后扫视了我十几秒钟之后，才慢慢接过我的证书，不经意地瞄了几眼，就准备在花名册上写下我的名字。这便是通过了。

可是半路杀出程咬金，从门外突然踱进来一位已显老态却涂着厚厚脂粉的女人，凌厉的目光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仪。她扫了我几眼，说:“今儿招聘的，怎么都这么差劲。”我的接待人笑道:“这个小女孩，挺眉清目秀的呢!”“你的眼光不行，瞧这土里土气，木头木脑的，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份量!”她嘴一撇，头摇得像拨浪鼓，满屋子的人刹时将目光齐齐射过来，像端详商品一样打量着我，嘴里附和着说:“是呀，是呀!”

其实只要我忍一忍，便风平浪静了，那贵妇人只是想显示一下地位带来的权势。可是刚步出校门的我，不曾经受看人眼色的生活，我负气地将已收回的获奖证书连同发表的文章一起又摆放出来说:“今天招聘，是选美还是纳贤?”

满屋子刹时寂然，所有人的眼光又一次聚拢在我身上，贵妇人惊诧地睁大眼睛，也许已有很多年没人敢这么和她说话了。她冷冷地凝视着我，我也毫无畏惧地正视着她咄咄逼人的目光。良久，还是我的接待人先说了话:“主任，您别生气，这小姑娘……”主任冷笑着摆摆手，下巴抬起冲着我说:“你不合格，走吧!”

我收拾起证书，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到走廊上，其他求职者围拢来，问我:“怎么样?”我鼻头一酸，赶紧推开人群，想找个僻静地方发泄一下。

茫然中我按错了电梯按纽，电梯冉冉地向上升去，带我去了最高一层，出了电梯，过道里静悄悄的，我找了个靠窗的地方，终于哭了起来。

我清醒了，父母亲苍老而无奈的眼神在我脑海里闪烁，我多么需要一份好工作啊。

我拭去泪珠，沿着走廊走来走去，突然我发现，这一层原来是银行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亮晃晃的金字招牌标着:总行长室、副总行长室。我立在总行长办公室的门口，屏住呼吸，静听里面是否有动静。仿佛有一两声咳嗽轻轻传来。我犹豫了很久，斗胆敲了敲门。

“请进!”鼻音浓重的声音传来。我颤抖着手，推开了门。

一个四十多岁相貌和蔼的中年男子端坐在办公桌后，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可语音仍有些慌乱，我说:“您好，我是来应聘的!”

总行长微笑了，说:“招聘办在二楼!”

我咽了口唾沫，说:“人太多，我排不上队。”大概是我的紧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你先坐下吧!”

杨晓丹

我连忙坐下，行长又低下头看他的文件，我紧张得几乎不敢呼吸，他却又问:“你是刚毕业的学生吧?”

我忙点头回答说:“是!”并报了学校名。“哦，”他抬起头来，面色变得和蔼了:“我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念书。”

接下来气氛便变得缓和了，我慢慢做了自我介绍，语音也放轻放柔，不致影响他的工作。行长补充问了一些情况，我对答如流，看得出他觉得满意。我便趁机又拿出我的获奖证书，他却摆了摆手，说:“这些不重要，只能代表曾经和过去。”

我的心又凉了下去，以为没戏了。他却拨通了电话，声音洪亮地说:“小刘吗?在花名册上添一个‘杨晓丹的名字，面试她在我这里合格了。”

走出总行长办公室，我才发觉，我的汗水已经浸透了衬衣。

3天之后进入第2轮口试，400多人里录取了28人，我是其中之一。一月之后再进行全能考试，又刷掉将近一半，我却以第2名的成绩顺利过关。

现在我已成了一位面带职业微笑的银行小姐。我知道我内心深处真正热爱的梦尚在遥远的地方，但我更明白，拥有了勇气的年轻人，随时可敲响幸运之门。

(韦志彪、王雪森摘自《深圳青年》1997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