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铮

前不久，到一位朋友家串门，正巧碰到朋友在家里搞同学聚会。一落座，朋友就向众人介绍了我的职业。“警察！”这个名词顿时招来缕缕含有戒备或距离的目光。朋友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工友，现在某大学任副教授，是个极聪明反应极快的人，于是，就立即补充了一句：“文职警察，是位公安记者。”虽仅一句，距离却缩近一些了。大家就像是解除了警戒一样，客厅里气氛又活跃起来。而我的情绪却被破坏了。因为，我很清楚，他们认同的并不是警察。他们把“公安记者”分割开来，认同的仅仅是记者。不过，出于礼貌和表示自己的气度和涵养，我还是不动声色地稳坐下来。

朋友的一位同学极活跃，不停地喝酒，也不停地说话。他是一位地矿探测队的地质工程师，也是这次同学聚会的主角。凭心而论，这位地质工程师尽管话多，却一点不掉价。除了他说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专业术语我不太明白之外，我必须承认，他的许多话颇有意味，且还有些深刻。尤其是，他说了许多地质队员的工作、爱情、家庭等等这个时常远离城市文明的特殊群体的生命状态之后，又说了一段令我很震颤的话。他说：“像我们这些搞地质探测的人，长年处在荒山野岭。工作劳累并不可怕，可是，岩石不会说话，土地不会说话。弟兄们闲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正经的话，说得最多的倒是一些你们可能认为很无聊的牛皮话和荤话。所以，到了省城，又见到了老同学我就特别想说话。”

他说得很动情，大家听得也很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