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炜　何晓阳

在《旧约全书》的创世故事里，神花五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六天“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神不仅造了人，还“赐福”给他们，并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若干千年过去了，被“赐福”的人终究没有辜负神的期望，果真按神的吩咐“生养众多”(姑且不论是否“生养”过多)，“遍满地面”。但一心进步、天天向上的人，却并不满足于那“遍满地面”的绝对霸权。人还要随心所欲地造物，甚至要“造”而非生育自己的子女。这不啻要品尝一下做神的滋味。现在，这做神的终极鲜果已经端到桌上，秀色可餐，只等人尽情享用了。

二月二十三日，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宣布，他们用成年绵羊的体细胞无性繁殖或“克隆”了第一只绵羊“多莉”。这是世界上首例用哺乳动物的体细胞进行的成功克隆。此项技术表明，人类克隆自己在技术上虽仍有很大困难，但已不存在根本障碍。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能将繁殖生育的自然过程撇在一边，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繁衍生殖，甚至在遗传学意义上“复制”自己。

来自罗斯林研究所的消息自然引起了强烈震动。许多人士，包括科学工作者，认为这项技术是违背自然的，十分危险的；相信此项技术之运用于人类，只是迟早的问题，而一旦出现大量克隆人，现有伦理观念将可能受到不可逆转的冲击：既然可单单由父亲提供所有遗传信息，父母和性别便难以确定，代、辈的概念也难以成立。英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将这项技术与原子弹爆炸相提并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次日即对专家提出要求，要他们研究克隆技术在法律和伦理方面的可能的影响，并进而于三月四日下令，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克隆人。但这一决定却未能使医学伦理研究界十分满意，因为这并不能保证不能使用私人资金来克隆人。他们敦促政府也对私人部门进行干预，从法律上根本禁止对人的克隆；甚至应当开展一场全球性运动，像控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扩散那样，订立禁止克隆人的全球公约。英国农业部也对社会舆论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削减对罗斯林研究所的资助。

虽然这项技术被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但另一些人却并不这么认为。这也难怪。在这“以动力横绝天下”(梁启超形容西方人气质语)的时代，在这坚信人定胜天的时代，目的与手段的界线已经模糊，科技发现和发明本身，而非人的终极福乐，已被赋予最高价值。三月二日，美国俄勒冈州科学家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他们已用克隆胚胎培育出猴子。这是首次使用克隆技术培育出灵长类物种，更好地证明了人类克隆自己已不存在根本的生物学障碍。与此同时，已有数百名西方人向罗斯林研究所的负责人打听情况，想要克隆他(她)们自己。一些西方人也宣称，人虽然已能克隆绵羊，但从技术讲，离克隆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故而此项技术没有危害，而用于动物或人细胞和蛋白的克隆技术更可以使科学、农业和医学大大受益。

事实上，苏格兰科学家克隆出绵羊虽然是一个技术突破，却并非一个出人意料的突破。它虽然是生物技术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在许多行内人士看来，在生物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这一天的到来不过是水到渠成，迟早的事，没有必要“感到震惊”。实际上，人在通向这项技术的道路上已经行进了好一阵子。

一九七三年人类即实现了体外基因的重新组合。这一事态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便在英国诞生，尽管引起了社会学伦理学方面的广泛争议，但这一人工采卵、体外受精、胚胎植入子宫妊娠发育的整套技术最终还是在世界各国普遍运用并逐渐完善起来。

及至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科学家将人工采卵的卵细胞在液氮中冻存，复苏后经体外受精，胚胎再移人母体子宫内发育，成功地产下一对孪生婴儿。这说明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冻结”自己的生命，使它延长至未来某一时间。

理论上，人类女婴至诞生时即具有成千上万个卵细胞，完全可以取出，体外人工培养，然后催熟，进行人工授精。在八十年代中期，上述澳大利亚科学家用激素诱导母羊超数排卵，交配受精，胚胎发育至桑椹期，十七个胚胎分割为二，变为三十四个胚胎，再将胚胎移植给十七只母羊，结果有九只母羊产羔，其中七只产双羔。这表明人从此能建立哺乳动物同卵双胞胎。

此后，人们将这项技术运用于快速繁殖优良品种牧畜上，但在九十年代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人工授精实验室的霍尔和史迪罗在“美国生育医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声称将十七个人类胚胎用上述相似技术增殖至四十八个，即完全“复制”了人类微小的胚胎。虽然按计划这些胚胎在生长六天后即使其悉数天折，但人实际上已掌握了人工制造人类双胞胎的技术。霍、史二氏宣读其论文后，引起了科学家和公众的强烈反响。实际上，正在做类似工作的并不止霍、史二位。

另一方面，液氮冷冻技术的进步与完善，使死人复活或永久保存生命的愿望几近实现。美国奥科尔基金会(其头面人物均为科技界有影响人士)虔诚地坚信：人可以冻存至技术高度发达的将来等待修复与复活。在其地下室总部，在零下一百九十六度的低温下冻存着二十八位“居民”。该基金会希望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将来，可以对他们的体细胞进行处理，使他们复活，获得几近于神的“永生”。“多莉”绵羊的出现不仅为上述技术提供了可资互补的途径，而且提供了一条更为经济可靠的捷径。

可是，人侵扰生命、篡改自然的勾当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人的僭妄很可能是有代价的。在这么一个人的道德发育如此不完善的世界，对人的克隆是祸还是福，显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首先，在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多元世界，针对所有机构和个人的禁止克隆人的立法是否能在所有具有立法权的国家、地区或行政实体通过，是一个疑问。其次，就算这样的法律能通过，甚至进而订立了禁止克隆人的全球公约，在技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便宜的情况下，要根本防止个别疯狂分子克隆自己或他人，是很难的。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再出一个希特勒，这个希特勒不会自恋到想要复制出若干个自己？如果说十三岁的女中学生在自己家中就可以使一个青蛙胚胎一分为二，成功地育出同卵双胞胎青蛙的话(此事发生在美国，已见诸报端)，那么未来的希特勒自我克隆出无数个希特勒，当并非不可能。除此以外，还有技术上的风险。用目前的方法克隆人，将不得不利用人体内至少存活了二十年的细胞；在这二十年中，化学作用和环境辐射可能使细胞的DNA受损；如果用DNA受损的细胞进行克隆，可能制造出畸形婴儿。退一步讲，可以不克隆人，只克隆动物和植物。这也并非没有危险。遗传性状一致的动植物在受到突发性疾病的侵袭下，将被扫荡得一干二净，原因正在于其遗传性状是完全一致的。

鉴于生物技术蕴含的种种风险，一九七三年实现体外基因重组后，美国科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真讨论了某些病毒研究中的生物性危害。在同期的许多生物学会议上，美国科学家表示对重组DNA分子的潜在危险担忧，并以信件形式向美国国家主管机构呈述。该信件于同年九月在世界权威杂志《科学》(Science)上发表。信中描述了将种属相差很远的DNA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敦促国家成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可能的危害。虽然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反应，却促成了国家成立专门学术委员会，考察这一技术的潜在危险。该委员会在一九七四年七月的《科学》上发表了关于防止生物性危害的建议，倡议在全世界自愿暂停某些被确认是有害的试验，建议国家卫生研究所成立重组DNA监测委员会。

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论题本身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科学家社会责任感的爆发性觉醒和升华。直接结果是，在一九七五年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签署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同意的文件，提出了严格的指导措施，在保证试验可安全进行的前提下，重新开展基因工程研究。然而，在随后的工作中人们很快发现，先前那种会出现的技术性危险的预言，实际上根据不足，于是又逐渐撤销了许多严格的措施。此后，生物技术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其发展如此迅速，以至可以说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先前被视为神圣的DNA分子的神圣性受到了根本动摇，人们不仅更深入地认识了它，而且几乎可以随意改动、剪切、拼接、重组它，可以将动植物甲的基因“嫁接”到不同种属的动植物乙的基因组内。转基因技术甚至使人乳中某种蛋白质在乳牛奶汁中大量分泌出来。应当看到，生物技术的确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如遗传病的诊治，早期癌症的诊断，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抗咸碱作物的培育等等，故而人类对掌握自己的命运感到乐观，似不无理由。于是美国成了一个硕大的矛盾：这个当年对基因重组技术反应最激烈的国家，生物技术发展得最快速、最全面，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工程产业，其产值和利润的增长与世界同行业相比也最快。

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看，基督教传统对科学发展一直产生着制约性影响，尽管在科学史上，基督教对科学的兴起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众所周知，在所有教派中，天主教对科学采取一种最保守的立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八十年代初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以其惯有的激情说：“人类的未来受着威胁，受着根本的威胁！这个威胁来自于科学家，尽管他们的意图是非常高贵的，他们已获得和将要获得的许许多多的发现，导致了对传统伦理规范的偏离，导致了空前的破坏和死亡，导致了不可想象的灾难。这种威胁已出现在基因操作和生物试验的领域里，也出现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领域里……”这些话听起来也许很不顺耳，但在为商业获利动机驱动的现代社会，多听听是有益无害的。要知道，当英国农业部宣布削减对罗斯林研究所的资助后，研究所人员立即警告，他们可能被迫屈从于单纯的商业利润，即屈服于贪婪的资本主义逻辑。资本主义虽然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一个必然形态，但带着它那与生俱来的诸多缺陷，怎么可能叫人心安？其获利动机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则无论如何也比纯粹的科学求知精神猥琐。

在中国，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十九世纪下叶以来，在船坚炮利的西方人面前吃尽苦头的国人自然而然成了唯科学主义者。唯科学主义思维可以说就是科学万能论(它本身丝毫无助于科学的发展；它导致进化论在中国畅通无阻，被当作绝对真理全盘接受，而在其发源地，进化论一开始便遭到阻遏；可能正是由于这种阻遏，进化论才日益得到修正和完善)。这种思维方式愈到后来愈甚。在二十年代的“科玄大战”中，多少还能听到“玄学”反对科学的嘶鸣。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在意识形态的一统格局中，就更容不得“玄学”的臭味了。七十年代末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给“玄学”或人文学科的生长带来了阳光雨露，但发展生产力的急迫现实却再次使人文学者陷入尴尬。他们虽像所有现代人一样从科技发展中受益，但出于社会关怀之工作性质的需要，义不容辞地从哲学上质疑产生现代科学的西方知识论传统，从社会学角度直陈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但这些声音总是被湮没。在社会知识／权力结构中坐稳了钓鱼台的科学家，已不屑于与人文学者再来一次“科玄大战”。不屑归不屑，中国还是出现了几乎完全是C·P·斯诺(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意义上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即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这分裂的最明显征兆是，在最近有关电脑和生物技术的伦理后果的讨论中，人文界与科学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大多数人文学者表示了很大程度的保留(当然这决非丁文江所谓“玄学鬼”简单宣称的“科学破产”)，而大多数科学家则持几乎完全肯定的态度。

在可见的将来，生物技术必然会在更大程度上加速发展，而人类社会却不大可能加速成熟。在我们这一本质上还很不健全的现代工商科技文明中，人的道德水准要迅速提高到能安全利用加速发展的生物技术的程度，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中国科技界人士，应平心静气聆听、思索一下先知们的呼吁。这呼吁的信息是：具有巨大科技潜能的现代人在几不可能中止的科技发展中，应将视野延展到对终极幸福本身这一更高目的上，有意识地调整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使其与自己的存在品质的进化保持一致。

人应当做人，而非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