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

申伯纯：1899年生，河北宛平县人。他长期从事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情报工作，一生中有不少传奇式的经历。下面记述的是大革命时代他在汕头的一段际遇。

投身革命洪流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

当时的广东，成了大革命的中心，各地热血青年纷纷聚到这里。刚从北京大学毕业不久的申伯纯，也热切地关注着广东的革命局面。但他一时尚未摆脱在北大接受胡适等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没有立即南下，留在家乡宛平县，一边教书一边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1926年，申伯纯在北京加入了以马叙伦为首的国民党“民治主义同志会”。他的北大同学王昆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王与另一同学袁寇新已先期去了广东，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做政治工作。这年5月，申伯纯终于决定南下，在王昆仑、袁寇新的帮助下，到广东汕头担任了《青白花》周刊的编辑，不久又担任了汕头市公安局长何辑五的秘书。

广东潮汕地区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获胜之后，军政大权均由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执掌。何辑五是何应钦之弟，除任职公安局长外，在何应钦领兵北伐后，又兼任朝梅(梅州)警备区代理司令，留守潮州。于是，申伯纯也随他到了当地。其时虽是国共合作初期，但执政的国民党右翼已视共产党为眼中钉，两党之间的摩擦越来越激烈。不久，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与共产党掌握的潮州工会发生冲突。共产党组织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了一场全地区的罢工罢市运动，要求处置潮州分校的反动分子，否则就不支持第一军北伐，拒绝派民工支援前线。深知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影响巨大的何应钦得知消息后，电告何辑五尽量采取妥协态度，缓解矛盾。何辑五为此焦急万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去与共产党方面沟通。申伯纯就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担此重任，并说他在北大时就与共产党人有来往，时任闽东民国日报社长的著名共产党员李春涛就是北大的老师。何辑五当即派他代表自己往访李春涛。

调解国共摩擦

李春涛对他很热情，并带他去会见了东江农工运动的领袖彭湃和杨石魂。申伯纯提出，共产党应当尽力争取第一军和何应钦，以免他们为右派势力所掌握；而要争取何应钦，就要先争取何辑五。他还向彭、杨、李自我表白说，他虽不是共产党人，但在北京共产党初建时期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相识并敬佩他们，因而是了解和同情共产党的。彭、杨、李三人表示了对他的信任，并接受他的意见，与何辑五进行了秘密会谈，取得了化解矛盾、加强合作的共识。何辑五当即命令潮州分校与潮州工会妥协，接受工会的一些要求；彭湃、杨石魂则迅速通过各级组织停止罢工罢市，恢复社会秩序，并动员、组织了大批民工支援前线。在1926年冬至1927年春的几个月内，共产党力量一改过去与第一军对立的态度，积极支持何辑五的军政工作；何辑五也对共产党给予方便，避免摩擦。潮梅地区暂时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国共合作局面。

作为促成这一局面的牵线人，申伯纯进一步赢得了国共双方的信赖。何辑五随即提升申伯纯为汕头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兼潮梅警备司令部秘书；彭湃等此后遇事也常常先找申商量。申伯纯对于自己到潮汕不过数月便打开局面颇为得意，并认为这是自己改良主义思想的胜利，是走中间路线、做调和派的效果。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似乎更印证了这一点。

在上述风波平息后不久，杨石魂回揭阳县老家时被国民党反动分子绑架，并藏匿在一个山洞中企图谋害。消息传来，汕头共产党方面立即要求何辑五缉拿凶犯，解救杨石魂。何辑五即派申伯纯赴揭阳全权处理此案。申伯纯仍以调和派自居，一方面接受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公告悬赏通缉凶犯；一方面秘密找到肇事的国民党反动分子，责成他们顾全大局，立即释放杨石魂，并答应为首的几人可暂潜南洋避避风头。这件事办得比处理潮州事件还要迅速、利落，大受何辑五的夸奖。这使申伯纯更加得意。

抛弃改良幻想

但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出现的严酷现实，使申伯纯结结实实地栽了一个大跟头，无情地粉碎了他信奉改良主义、走中间路线的美梦。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何应钦同时在福州向共产党开刀，潮梅汕地区也在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部署。就在4月12日这一天，申伯纯遇到了李春涛。李紧握着申的手说：“伯纯兄，我们是好朋友了，听说这些天上海、广州风声都紧，这里一旦有什么动静，希望老兄能尽快通知我一声。”申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消息，只好叮嘱说：“你们自己先要小心呀！”

三天后即4月15日(星期日)，住在市公安局对面楼上的申伯纯起床稍晚，起来就发觉公安局院内许多人来来往往。申奇怪大星期天他们在忙什么，匆匆梳洗后即到局里查看。一进局办公室，正撞上姓甘的副局长与姓钟的警察大队长在神情紧张地交谈。见申伯纯闯进来，甘即止语，随后听见钟对甘说：“就谈到这里吧，反正我照命令办事，请局长放心。”钟辞去后，隔壁电话室传甘副局长去接电话。申伯纯趁此机会翻了一下记录上级命令的本子，一眼就看到了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要所有汕头市驻军和警察大队当晚八时一齐动手，查封全市工会、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学校以及闽东民国日报社、汕头市党部等，逮捕所有共产党员……。

申还未看完命令，就听见甘副局长回来的脚步声，只好合上了命令簿。甘一进门即对申说：“司令部政治部何兆清主任打来电话请你马上到司令部去，有要事相谈。”申当即出门坐上自己的人力包车，往警备司令部赶去。在路过市党部附近时，正巧看见李春涛和廖伯鸿(共产党员，时任市党部书记)在路旁交谈。他们也看见了人力车上的申伯纯，都向他打招呼。中与廖之间曾多次发生龃龉，心存芥蒂，故而不愿意当着廖的面向李春涛透露任何消息，心想到司令部后再设法与他联系。于是就只摆了摆手，没有下车。

何兆清(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见到申伯纯，就问他：“今天晚上有大行动，你知不知道?”申伯纯自然不敢说出刚才发现的秘密，就回答说“不知道”。何当即郑重其事地说：“那好。昨天司令部接到广州李济深代总司令的电令，要我们今晚动手，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全部抓起来，进行清理。因为你同共产党平时常有往来，恐怕你走漏了风声，所以从现在到明天天亮之前，你什么地方也不许去，也不能打电话，就呆在司令部。”申伯纯听了一怔，很不满意地说：“这不公平！我同共产党打交道，常往来，都是何司令要我干的，你们今天不能这样对待我。”何兆清缓和了口气说：“这是为了大局，也是为了对你好，没有别的意思，

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请你委屈一天吧，军令是不能更改的。”说罢就出去了，立即有一个人进屋来“陪伴”申伯纯。

当天晚上八时起，整个汕头枪声不断。申伯纯彻夜未眠，耳听着一批批人被押解到司令部来。“陪伴”的人告诉申伯纯，李春涛、廖伯鸿等重要人物就禁闭在司令部的楼上。申伯纯想起白天在市党部门口遇见他们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次日早晨天亮后，搜捕行动结束，申伯纯才恢复了自由。

重作人生抉择

这一夜间的风云突变，使申伯纯目瞪口呆。他当时并不完全赞同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但在实际交往中，他深感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一心为革命的。因此，实在难以理解眼前在革命队伍内部发生的事情。在头脑中无法理出头绪之际，申伯纯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上去看看被囚禁的李春涛。他没有考虑太多，便。上楼寻找。因为他是何辑五的秘书，看守的人自然没有阻拦他。李春涛一见到申伯纯就紧紧握住他的手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申一时答不上话，看着李愤怒中带有恐慌的神色，自己的心也砰砰直跳，半晌才说：“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呵，唉……”李春涛也就不再多问，改口委托申去他家里拿衬衣和枕头来，再拿几本书，并向他太太递个话，告诉她在枕头底下有三十块大洋，可暂作生活费。和李同囚一室的廖伯鸿没有家属在汕头，就托申伯纯替他给梅县家乡的弟弟写封简单的信，告知情况。申伯纯都爽快地答应了，当天就把这些事情办妥。当他取来衣物交给李春涛时，被何兆清发觉了。申下楼时即被何找去谈话，警告他不能再去看望李春涛他们。

几天后，何辑五从上海回来，让申伯纯也投入所谓“清党”工作，先去市党部工作一段，然后准备接手原来由杜国庠当校长的金山中学(其时杜国庠已躲避起来)。申伯纯由于不能理解这场突变，已提不起工作的劲头，就没有去金山中学，只在市党部呆了几天，并趁此机会，把一个很要好的北京同乡王兆蕙保释了出来。王不是共产党员，但跟着共产党走，时任市党部妇女部长，也是四·一五那天被软禁起来的。没想到被他营救的王兆蕙见到他时，并无感激的表示，反而冷冷地说：“申伯纯，你真是两代要人，哪边都吃得开。我告辞回北方去了，你留下升官发财吧！”几句话说得申伯纯羞愧难当，从此他就称病不上班，也不去市党部了。

5月初的一天，申伯纯听公安局的一位同事说，早上在海边发现了李春涛等人的尸体。申伯纯闻讯大惊！立即到警备司令部打听。一问果然是头天晚上秘密处死，抛入海中的，大概是被海浪冲到了岸上。申伯纯随即找到何辑五质问说：“李春涛是我的朋友，是一个好人，有影响、有水平的文化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何辑五答：“这是按照总司令的命令执行的。你不必如此激动，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申伯纯当即表示：“我是难以再留在这里工作下去了，请何司令允许我辞职回家，到北方去参加国民革命。”何辑五说：“我正想委派你到隆海县去当县长，到下边好好干三两年吧！我们还是信任你的，你也有能力，不要一时激动，匆匆离去。”但申伯纯坚决请辞，说：“何司令信任我，器重我，我心领了，但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也不宜再在这里呆下去了。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地道北方人，对这里的气候、语言、习惯都很不适应，请何司令一定批准我的要求。”

何辑五终于同意放行。1927年5月底，申伯纯结束了大革命时期在汕头的这一段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