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明

古往今来，大多数读书人对书都是喜借善藏的。无论借书和藏书，其目的都是为了读。藏而不读，又不肯借给别人读的人．都会给人们留下话柄。明代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收藏一本秘籍孤本书，他的同学景清(后来官至御史大夫，与方孝孺齐名)想借来一读，他先是不愿借。景清说尽好话，发誓说第二天就还，这才借到。到了第二天，这个人去要书。景清说：“我不知什么书，也未曾借过啊!”这个人十分生气，便告到祭酒跟前。景清拿着他所借的书，对祭酒说：“这是我经常摆在真前窗下所读的书啊!”于是便背诵了全书所有内容。祭酒便问那个人，他连一句也背不出来。祭酒便把这个人赶出门外。景清出来后，便把书交还给主人说：“我看你只藏书，又不读，故意用这办法跟你开个玩笑。”显然，景清的作法也许过分，但这样的藏书者．即使收藏宏富，亦不足道。

苏东坡的朋友李公择，曾在庐山五老峰下筑庵舍读书，他藏有九千多卷诗书，人称“李氏山房”。这些书他全都读过。其中的源流，要义，他都了如指掌，自己还写了不少文章，在当时颇有名气。后来他离开了庐山，将藏书全部留在原住所，而这些书又对他发挥了作用，所以苏东坡很称赞他。可见借书、藏书，目的全在于读，不读就失去其意义了，那种以藏书作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之举，就更不足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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