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召迅

丢了一辆车可以立案，丢了一个孩子却不能立案。可面对每年20万失踪儿童，我们太需要一部《寻找失踪儿童法》了。

把孩子还给这个痛苦的父亲吧

1995年12月17日，我按一个“寻人启事”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北京丰台铁路工务段职工张荣生的家。一年前的12月19日早晨，他的独生女儿张雅楠冒雪上学走出了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张荣生的心至今笼罩在那场雪的阴冷里。

那天，女儿阑尾炎手术后还在发烧，但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视功课如生命的女孩儿在家里怎能呆得住？清晨7时05分，张荣生夫妇帮孩子系好外套，不放心地看着孩子走进黑森森的楼道。女儿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爸爸，下午开家长会，别忘了。晚上还要上自修课，您还得来接我。”

没想到，这竟成了张荣生听到的女儿的最后一句话。

他还记得出事前几天带女儿上街散步。要过元旦了，女儿要买贺年卡送给同学，还拉着父亲去瞧她百看不厌的金鱼儿。“小雅摘没有别的奢侈爱好，是个一门心思盯在学习上的孩子。她知道家里生活不宽裕，从不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那可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啊。没想到，没想到……”

不哭不哭，张荣生竭力压抑着自己，然而不听话的泪水还是流满了他忧伤的面孔。已迈入中年的他可以忍受生活的艰辛和清苦，却怎能失去他可爱的女儿？小雅楠可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全部的生活寄托啊！

40多岁的墩实汉子用手捂着满是泪水的脸，泣不成声，看着他，真想喊一声：天啊，把小雅楠还给这个痛苦的父亲吧！

天塌下来了，一根稻草也会让人感激流泪

多少个家庭像张荣生的家一样，因为孩子的丢失而顿时陷入万丈深渊。

这时候，这样的家庭就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他们没有指南针，没有航线，看不见航标灯，左突右撞，在黑色的波涛中精疲力尽地寻找着自己的骨肉

谁来帮他们一把？！

张荣生打过“市长电话”求助，接待员说：北京流动人口这么多，这种事比较常见，我们也没办法。

张荣生心里直嘀咕：怎么说没有办法呢？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主任就由副市长担任，难道这件事和未保委、和市政府就真的没有关系？

他去找公安部门，有个警察说：人口

丢失不立案，因为一没现场，二没证据。还说：这种事太多了，急也没用，慢慢等着吧。

张荣生欲哭无泪：我们家的天都塌下来了，我怎么能再慢慢等着啊！我不明白，丢了一辆汽车可以立案侦查，可是丢了一个孩子怎么就不立案呢？人命关天，那可是一个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女孩子啊！

张荣生自己寻找女儿已耗尽了钱财，他要继续找下去，他需要资金，他想起了曾为女儿上过保险的保险公司，可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负责承保的平安险要等到被保险人失踪4年后，法院宣告失踪人死亡才能给付保险金。

张荣生无奈地摇头，找不到女儿，入的这个保险又有什么用处呢？

张荣生想起了新闻单位，300元钱一次在一些报刊上登出寻人启事，1000元一次在外地一家电视台播出启事。他还来到《法制与新闻》杂志，享受了一次免费服务。他心里感叹：怎么这样的单位这么难找呢？为什么我想在首都的电视台上登个启事花钱也不给播？

他找到教育行政部门，人家两手一摊：这事应当属于公安部门管。学校更是“一问三不知”。“以前都讲育人重要，现在孩子丢了，老师都不露面。”张荣生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又听说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事要找共青团，于是上门求援。团干部们一脸苦笑：我们只是负责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一个青年群众组织，我们哪里有执法权力？

一次次没有结果的求助，使张荣生的期望越来越小，这时的他，一根稻草也可以带来慰藉。他感到孤立无助，那些偶尔得到的一点帮助使他感到侥幸和惶恐。一个受害者反而没有了理由，要小心翼翼，乞求一样地要求自己应该有的正当权利，这是怎么了？！

面对犯罪，爱心能有多大威力

张荣生也有感激。

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的一名姓赵的保安人员听了张荣生的诉说后，立即找来长途车司机们了解情况；山西阳泉长途汽车站的调度人员也把司机叫到一起辩认照片；一家人在阳泉、保定、石家庄一线奔走，碰到的公安干警给他们一路绿灯，路卡免费通过……

还有那家免费让他登出寻人启事的《法制与新闻》杂志社。

在已向全国开展“失踪儿童信息服务”的《法制与新闻》编辑部，我翻阅了大量的失踪儿童名册、寻人启事、求援信……那里面有孩子们昔日天真、幸福的笑脸，而更多的是在孩子们的笑脸下面，父母们撕心裂肺的呼喊求助和哭泣倾诉。

至今，拐卖儿童仍然是儿童失踪的主要原因。如要实施解救，必须依靠准确的信息和线索。公安机关因缺乏自信和线索使解救工作难以有效进行，丢失儿童的亲属往往盲目寻找，频频出行，负债累累，失望而归。有的被拐卖儿童的亲人因此而堕入卜卦、“气功遥测”等迷信的沼泽。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法制与新闻》成立了“失踪儿童信息服务中心”，以现代化手段搜集、整理、分析失踪儿童信息，向家长、警方提供较为准确的资料。他们建立了《失踪儿童档案》和《无家儿童档案》。前者请丢失孩子的家长将情况及时告知，杂志即向社会发布，并帮助搜集有关信息。后者请社会广大群众一旦发现来历不明、身份不清的儿童，立即将情况告知，杂志即登记、分类，定期发布，并按《失踪儿童档案》尽量与有关家长取得联系。

望穿双眼的父母们如同在茫茫大海中发现了新的大陆，纷纷把丢失的孩子的材料，以及自己的一腔悲伤和期望奇迹发生的梦想一同寄到杂志社。

但是，被爱心与责任感激励着的编辑记者们很快就有了“大海捞针”的苦叹。他们发现，不少人即使看到或听说到了来历不明的儿童，也常常是无动于衷，既不写信或打电话给编辑部，也不去公安部门举报。这样，在客观上人为地助长

了犯罪分子拐卖儿童的气焰。

“失踪儿童信息服务”这扇窗户仍在顽强地开着，透过这扇小窗，一缕微弱的灯光在努力为丢失的孩子们照亮一条可以回家的路。但是，沿着这条路可以回家的孩子依然寥寥无几……

铸一把法律之剑：能斩邪恶，也能镇不义

据一份材料表明，近年来，每年约有20万名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个案逾60万件。

一个孩子在社会上丢失了，这个社会肯定有责任，但是责任落实到哪里，却都说不清楚，也确实难说清楚。

有的专家认为，儿童失踪现象的增加，是因为家庭教育环节中代际关系紧张所致。而中小学生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差，面对意外情况无力自救也是一个原因。这与我们教育内容的缺陷有关。

这样说不能算错，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能指望一个10岁上下的孩子具备什么样的意识和什么样的功夫，面对一个甚至几个成年人的欺骗或者强迫而能逃脱厄运？！

一位专家建议，公安机关对儿童失踪事件应立即立案，尽快展开侦查；民政部门应对流浪儿童进行及时有效的收容和调查；保险公司应缩短期限，扩大补偿范围，实行阶段性补偿，比如失踪3个月后即给予一定的补偿，因为失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视为处于“危险状态”和“需要救济的状态”；新闻单位应把寻人启事作为免费公益广告；应该在有关部门的管理下设立一个“寻找失踪儿童救济基金”。

中央五部委有一个《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对包括拐卖妇女儿童在内的犯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地方，要追究当地党政领导的责任。

但现实是，我们还很少看到这一规定的明确实施。

公安部、全国妇联曾在1994年发出《关于做好被拐卖或失踪儿童查找工作，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

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儿童失踪的现实，仅靠“呼吁”、“通知”、“要求”一类已经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其内容多是“原则”，而无具体可行的实施标准，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

需要一部法律！

当然，我们现在并不完全是“无法可依”。1991年9月4日公布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即对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绑架、偷盗儿童的行为做了较为详尽的处罚规定。在《刑法》、《关于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中，都有相关条款。但是，它们都是针对犯罪分子的惩罚规定，如何寻找失踪儿童，却并未涉及。

比如，上文中提及的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原则、要求、程序，新闻宣传、民政保险、交通等社会有关单位、部门以及有关公民在寻找过程中应承担什么法定义务，违反了就要承担什么责任，甚至对家长、教师等人员做出相应劝诫等等。这些都应该由一部系统、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

这部法律，我们或许可以提议这样一个名字——《寻找失踪儿童法》。

“急用先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的一个原则和成功经验，我们不妨依照这个原则，来呼唤我们久已期盼的《寻找儿童失踪法》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为失踪的孩子苦苦寻找的一条回家的路。

责任编辑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