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川

《读书》今年七月号156页徐亚华先生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既不新鲜也不正确。蹊跷的是他写文章的方法。他先论述“张骞出使西域”，依据和引用的是《汉书》。这很平常。奇怪的是他接着论述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时不去引用《明史》，却去抄了一段现代人的评论(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可以引用《汉书》却要躲开《明史》呢？原来《明史》上记载的与徐先生的美好论断完全不同。据《明史》记载：公元一三九九年，此方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成祖皇帝)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残酷的战争，朱棣打败了建文帝朱允，占领了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

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明史·四卷》)坐上了皇帝宝座的朱棣哪里放心得下“不知所终”，于是在全国搜了个天翻地覆，他的死对头仍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才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成祖疑惠帝(即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明史·三○四卷》)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主要目的是“欲踪迹之”，后面的“且欲”，谁都看得出来只是次要目标。徐先生把郑和下西洋的次要目标当做了唯一目标，提都不提“欲踪迹之”，这也并非他的“创造”，近几十年来很多历史学家都抱如此观点。怪就怪在这里：《明史》和《汉书》同属“二十四史”，又不是什么“孤本难寻”，随便哪个图书馆里都找得到。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也许存在着一种“伟大情结”，总想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上面罩以“伟大”的光环。为此，很多情况下便不得不混淆主观目的和实际后果的不同。

西谚云：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焉知在历史事件中不会“种下跳蚤，收获龙种”？郑和下西洋如此，其他很多亦如此。后果的辉煌不意味着目的一定也辉煌。哥伦布意外地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发现到印度的航线，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更便于获得东方中国、印度的香料、象牙和黄金。如果硬给他们戴高帽子，说是“为了欧亚美三大洲人民的友谊”，“为了发展地理科学”，岂不荒谬？十字军东征确实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科学文化的交流，但它最初的起因却是为了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