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真能照这句俗话作，不知会让我们少受多少“多语症”的骚扰，纸张紧张的情形也必能大大缓解。

《读书》上精彩文章比例之高，应当说在国内刊物中首屈一指。但仍有不少文章，搬了好多经典，用了好多不知外国人还是假外国人编造的术语，结果除了教给我们这些术语以外，什么都没说。有些文章，用了十倍的文字来说一分道理，也算十足的差文章；长出了十倍的胖肉，不能说还剩阿波罗的十分之一的美。

《读书》杂志上“说读书”一栏的文字，就不大会有这些毛病，想必是写的人的确是有的要说才提笔，没有端出作文的架式。第九期汕头大学的周可“消解话语的垄断权”一文，对学问中人借洋概念谋取学术权力的时尚加以针砭。我们差不多人人都恨这种时尚，他那几句话登在了《读书》上，就颇有闻风相悦之感。同期上关多默的“不敢论道”更让人击节叫好。关先生不止是对人文和科学的分歧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人文学者不算很新鲜。短文里说“物理学的简单……与其说是自然的特点，不如说是理智的特点”，“也许有一天我们又可以不必再探索真理，而是可以面对真理”；这样精辟的见解让人觉得必有系统的思考作后盾，读了就生出当面聆教的愿望。

读到关先生署“沈阳轧钢总厂”，也让人高兴。把深入的思考都集中在学院里，久之难免苍白起来；但是现今离开了学院的确很难进行深入的和专门的对话。这是当代思想无处无之的尴尬处境。现在听到学院之外的深思，自然就格外让人欣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