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曙

读懂徐渭很需要“文心”。这不仅因为徐渭本是个文人，更在于他是一位有着特殊人格与文格的奇人。无论是为人为事为文，还是为曲为诗为画，徐渭从里到外都透射着一股奇特的光彩与神韵。因此，要将徐渭读得清楚明白，固然少不了对资料的征引援据，更需要有那么一段能够与徐渭的人格文格相接通的“文心”。王长安的《徐渭三辨》正是这样一本用文心解读徐渭的书，也因此是一本让人读得格外有味道的书。

所谓“三辨”，即是《“本色”虚实辨》、《<歌代啸>归属辨》、《“疯狂”真伪辨》三篇文字的组合。辨的虽然是徐渭研究史上众说纷纭的三个问题。但作者以自个儿“文心”辨来，其对徐渭人格与文格的理解深度竟与旁人大为不同。“疯狂”一辨，最令我为之一振，读来也最为酣畅快意。徐渭中年以后“疯狂”，许多研究论著均作如是说。只不过在程度上有轻重之别。有的说是“一度发狂”，有的说是“忧愤成狂”，有的则谓“精神失常”。说得也有理由和根据：中年后的徐渭有不少异于常人的举动，最惹眼的莫过于他的数度自杀。王长安则提出，徐渭的“疯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失常”，也不是有意为之的“佯狂”或故为狂态，而是“一种人格在行为上的无意外化”。这种人格，就是他的“唯真是求”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不相妥协的抗争精神，积郁已久的苦痛心灵，以及进入艺境的自我忘却。当这些人格因素外化为行动时，就必然地呈现为“狂”的色彩。他求真，不与权贵虚为应付，以致别人进屋了他还说徐渭不在；他承载着太多的痛苦，只得以自杀作为解脱的方式。对徐渭的“疯狂”之说作出这样一种解读实在是缘于作者别具了一段“文心”。作者感慨道：“传统评判常常把可以纳入法典化的社会程序的个人行为视为‘正常，而把此一法典化的社会文化所拒斥的个人行为称为‘荒诞、‘疯癫或‘不正常。这不仅有损于艺术和艺术家，而且有害于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健全和成熟。”从这段感慨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这段“文心”大约就是一种“宽容精神”，社会已然不“宽容”徐渭，视之为“疯狂”，期冀着个性自由伸张的文人如果也跟着说徐渭是“精神失常”，实在是对自己也不宽容了。以宽容精神看徐渭，他的确不是一个疯子，他的看似偏僻乖张的行为举动后面，实在有着内在的人格依据，也就完全可以理喻。并有助于我们对徐渭身处的社会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还有我们自身的人格构建引发新的认识。

或许用文心读徐渭，以至文心荡漾不能自已，王长安还以创作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徐渭的解读，那就是附于书中的戏曲剧本《人这个东西》。步《歌代啸》神韵，它以荒诞的式样演述着徐渭对社会的认识：“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在一片虚伪的、尔虞我诈的、人欲横流的、欺下怕上的喧闹中，徐渭那唯真是求、抗争不屈、苦痛难抑和痴迷于艺境的人格和文格得到了感性显现。用创作的形式表达对一位古人的认识，亦可谓别具一格了。

(《徐渭三辨》，王长安著，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6.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