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骄

黎湘萍《台湾的忧郁》一书书名即有新意。诚如作者所说，台湾文学“不是想象中的‘水深火热的景况”，“也并非一片莺歌曼舞的人间天堂。”(“后记”中语)那么，当代台湾文学的主导精神或曰文化取向到底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是“人们容易忽视的台湾岛上的那些心底的隐痛，茫然与不安”。(同上)而这正是作者的研究所注重的。他认为陈映真是台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台湾文学的最佳研究对象。他以“忧郁”概括陈氏的写作以及他所代表的台湾文学精神。看完全书，让人体会到，从“负伤累累的忧郁的心灵”的角度来理解陈映真和台湾文学，确实比现有的“台湾社会的镜子”和“台湾的民主斗士”之类的概括更具“知人”的特色。

全书可称为“陈映真论”，又不完全如此。作者以陈氏为轴心，论题是广泛展开的。书中描述了台湾文学创作和理论的产生背景及其发展、流变，阐发了它“何以会如此”的内在动力，既勾勒了台湾文学的历史轨迹，又较准确地为陈映真在此背景上显影定位。

作者论述了中外文学遗产对陈氏文本的渗透，特别是鲁迅、契诃夫、芥川龙之介的精神影响。这是包括台湾、海外评论家在内的陈映真研究者很少或根本没有阐述过的话题。同时，突破了纯文学界限，把陈氏的小说写作和其他非虚构写作结合起来，从哲学、政治学、社会文化思想等视角综合考察陈映真的写作活动。而且，更重要也更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止于铺陈材料，罗列现象，他注重的是“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努力从事实中抓住联系或区别。(我个人以为，文学评论者只要把问题研究得深入了，透彻了，就必定能从事实中发现内在关系。否则，所谓“宏观”很可能成为沉闷、炫博的堆砌，而这种论著我们不幸常会遇到。)举例来说。陈映真是著名小说家，又是台湾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风云人物，有大量的文评、政论、随笔、序言等理论文章惊动社会。台湾著名评论家姚一苇先生早就指出，陈氏的小说和其他文字，实为一体之两面，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论理是他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然而陈氏写作中还有“一而二”的现象，他小说中常常含有许多意向明朗的理性语言(人物的对白，议论，日记等)，以致他的许多小说都放射着意识形态色彩。这从总体上看也许是不错的。但概念(理性话语)即使混化于艺术虚构内容之中，也应有其自身的特点。黎湘萍细致分析了陈映真小说，指出那些“诗意的虚构”，是小说家情感世界的敞开；小说中包含的理性话语，则是更直接明地显示出作为思想家的陈映真的理智评判。“他的虚构写作就已包容了这两种对立而统一的因素。”(第82页)不难看出，这比姚一苇先生的见解更深入也更细密了，在“异中之同”基础上再见出“同中之异”。

此书初版印了三千册，想看的人可能买不到(笔者就是托人在北京买的)。但有书的人是否能很快被吸引住呢？看得出，作者想在开篇部分写出理论的分量，或者说想让全书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但“导言”中那一番滔滔宏论说不定会把读者吓退，因为讲得很远，很飘忽。第二节论述“苦恼意识”，从古希腊、中世纪到黑格尔再到西方现代哲学。关于一个文学问题的理论背景，到底有没有必要万里迢迢地追溯上去？特别是，当这种大跨度的理论跳跃与具体事实联系不紧密，本身再不具备思辨的诱人魅力时，就很可能成为恩格斯批评过的那种“稀薄的哲学清汤”。我无意于严责《台湾的忧郁》这一点小疵，只是联想到平时所见的一些学术论著之“隔”，想在此表达一点愿望——希望学者们、文学评论家们把文章写得具体些，实在些，自然些。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有很多宝贵的遗产和经验。比如朱光潜先生，他的书深入浅出，生动可读。他的《悲剧心理学》，也是博士论文，并不飘渺玄妙，理论说得挺深入也很实在。朱先生一贯主张要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理论，反对先立一个玄学的大前提，然后进行演绎。这不仅是写作的经验，同时也是思维的原则，值得文学研究工作者认真记取。

(《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的文学精神》，黎湘萍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十月版，1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