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

在我参加工作23年的经历中，曾数次变动工作岗位。岁月风尘的堆积，往事渐渐地被湮没了。然而，当年我初入人生，在农村基层从事共青团工作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每思之，便会生发出一股难以割舍的恋情……

与现今年代不尽相同的是，70年代初的青年更偏重于对精神的追求。刚踏入社会门槛的我，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当我参加岗前培训后，组织上通知我到农村人民公社担任团委书记时，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一个令当时青年人羡慕的职业啊。这一年，我刚19岁，时间是1974年4月20日。从此，我与共青团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中政社合一的组织，相当于现在乡一级行政建制。十年动乱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公社团委机关不复存在，因此也没有专职团干部。直到我走马上任，我们那地方公社一级团委才有了专职的团委书记。当我以一张“娃娃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迎着我的是一双双怀疑的目光。正是在这种目光下，我在青妇干事的陪同下转遍了所有的村子，与团支书们接上了头。接着我接手了一堆几年未整理的装有“入团志愿书”的档案、一摞团员花名册、一本团费收据。整个交接工作结束后，我才意识到，团的基层工作，除了面上轰轰烈烈的活动外，还有一摊子诸如收缴团费、吐故纳新等经常性的业务。而我面对的则是长期无专职管理、几经易手的一堆乱麻。记得有一个村团支部，我手中的花名册上明确地列着该村所有团员名单，可我向团支书核实时，他硬是讲没那么多，再逐一核对名单时，你说是在册的团员，他却说不是；你说已办退团手续的，他说还是团员；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问团员本人，他也闹不清自己是不是团员。我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反反复复跑各村，逐一核实，总算搞出了一本名符其实的团员花名册，清理出一套与花名册相符的团员档案，并建立了正规的团费收缴名帐。

现在想来，我仍为自己当年完成的这一杰作——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而骄傲不已。要知道，在基层，要完成这点事情是多么的不易。白天，团干部要配合公社的中心工作。一个公社机关，20来个干部，团干部年龄最小、资格最嫩。因此，跑个腿、下个通知、蹲个点、包个片，关键性的或临时性的打头阵的事绝少不了团干部。而共青团的本职业务反倒要靠自己挤时间去完成。记得有一次，头天下乡跑了一天中心工作，回来后晚上忙着折腾自己的业务，第二天早上又早早起来一直干到日上三竿，因为到食堂吃饭晚了一会，公社党委书记当着许多的人说我：“年轻人怎么这么爱睡懒觉？”当时我年轻，上进心又强，脸皮又薄，委屈得差点掉下泪来，但不知为什么却忍受着委屈没向党委书记作任何解释。事后还是一位与我同宿舍的同事为我说话，公社书记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又表扬了我，可听到表扬的那一刻自己却忍不住悄悄地掉泪了。

也许，是因为我有这一段的经历，所以我现在对来自团外一些人的误解能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处之。有时，当有熟人和朋友问我，“共青团一天忙什么，你们有什么事可忙？”言外之意，好像我们清闲得发慌。对于这种不理解，我有时作些解释，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也不说。我知道：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什么时候都必须为中心工作添彩，而不能抢中心工作的戏。作党的助手的共青团干部又有几个不努力玩命地工作的。也正因为我有这种体会，以后无论我担任公社、县一级的党委主要领导，还是在我到市、省一级团委担负领导职务后，我都能体谅团的工作的这一特点，特别是体谅和理解基层团委工作的苦衷。我认为，这是共青团培养了我的一种品质——体谅基层，为基层着想。

为基层着想，就不光是在心里惦记基层，而是要身体力行地为基层办事。现在，由于市场经济给共青团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困难。于是，在共青团的“圈子”里，常常听到埋怨工作大环境不利，或强调“先有地位才能有作为”。其实，我倒常想，究竟是“先有地位才能有作为”，还是“有了作为才会有地位”与其说不清楚孰是孰非，不如老老实地去干。当年，我在基层团委工作的经历，使我信奉：勤能补拙，勤可补过，勤亦能补客观条件的不利与不足。那时，我所在的公社有17个行政村，但在我上任的第一年里，却没有开过一次团支书都到齐的会，哪里去谈工作的落实。我下决心要扭转这种状况。可这事办起来还真不容易，每次开会，不是这几个村的团干部没来，就是那几个村的团干部有事请假。打电话找不到人，开有线广播通知他说没听到。后来我索性在开会头一天骑上自行车挨个村去通知。记得有一年冬天，天下着大雪，为了下开会通知，我冒雪出发，到傍黑，我跑完了16个村，还落下一个偏远山村的团支书没通知到。望着眼前茫茫的一片白雪，我真有些犹豫，心想公社的有线广播已播发了开会通知，这个村就不跑啦。但转念想到毕竟未当面通知到所有的与会者，似乎心里又有些不踏实。于是，又骑车在雪中走了两个多小时，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终于通知完最后一个团支书。第二天一早，我又早早地赶到会议室生上炉火。当在暖烘烘的炉火中，看到团支书都到齐时，我在会上讲起话来也感到底气足，头天摔的那些伤痛也仿佛忘掉了。

在同基层团干部的接触中，我了解到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办团的事情都在晚上，团支部的一些表册有时就放在家中，难免出现表册被孩子抓撕或丢失的事情，以致一些团的基本报表常常出错。对此，我除了严格要求外，自己还特制了随身携带的办公包，包里装着团员花名册、超龄团员离团证、团费收据、“入团志愿书”、各村团支部的基本情况记录本等。下村时，我就把这包挂在车把上，凡不必经团委集体决定的事，我就随时办公，如进出团员、收缴团费、发个离团证或入团志愿书等，都及时办了。这么做，对于团支部来说，是方便了。对我来说，也是工作更落实了。

时间一晃，20多年过去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因工作需要我从共青团岗位上曾先后两次转业，两次归队，断断续续三进两出，算来有11年专职团的工作的经历。这11年，忠实地记录了我在共青团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过程，记录了我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巳届不惑之年的我，已越来越感到离开共青团之日的迫近，我对共青团的眷恋之情也随着这时日的迫近而亦发深沉。记得1993年5月3日，我参加完共青团第卜三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后，邀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星夜驱车赶赴石家庄，参加5月4日在石家庄举行的“河北省希望工程电视广播大会”。当车行至保定段时，由于路面上一片遗撒的石头将我们乘坐的时速达150公里的小车颠得失控，小车在京石高速公路上翻了两个个儿，撞倒了3根护路桩。所幸，坐在车上的我、徐永光和司机由于系着安全带，竟都无恙。事后，我同徐永光开玩笑说：

“如果这一回真的死了，我们俩也可谓死得其时，死得其所。你想咱俩都是团十三大主席团成员，又是团十三大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若死了，大会就要向与会者交待为什么不再把咱俩列入候选人名单，此事自然就成了团十三大的轰动性新闻，或许大会还会为咱俩默哀3秒钟。假如人死后真有幽灵，当我们的幽灵徘徊在人民大会堂上空，看到团代会能为我们致哀，也是很惬意的。不过，我们是干共青团的，是属于年轻的事业；我们是去做‘希望工程的，是善举；因此，老天有眼，保佑我们无灾。”

现在想来，这一段调侃或许真正无意识地表露了我对共青团一段难言的眷恋之情：

共青团啊，我已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付与了你。今天，即使要为你付出生命，我也会无悔无憾。

共青团啊，我在为你付出的时候，我也有我的功利念头，那就是我也希冀能在共青团的旗帜上看到我的血汗，甚至能隐隐地看到我的名字。

共青团啊，我也知道，生命的青春总有一天会与我告别，但我多么希望永远在你的旗帜下，为你去奋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