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粱

司玉杰，沈阳人，男，38岁。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男高音歌唱家。

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歌唱演员，我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这就注定了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

小时候，我的老师就是一架破旧的收音机。听完一首歌，我就躲进小屋，亦步亦趋地学唱。父亲听着心烦，训我：“干什么不好，整天价就知道鬼哭神嚎，烦不烦？”10岁那年，我参加全市少儿歌咏比赛，得了奖，并且，收音机里还给播了出来。父亲听了，一脑门子疑惑：“这能是你小子唱的？”我自豪得脸放红光：“那还有假！”“你要真爱唱，就唱吧！”父亲大赦般地恩准了我的爱好。

70年代，我到农村插队，贫困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没有扼止我唱歌的热情。每到休息时，总会有人嚷嚷：“小司，给大伙来一首。”我就扯开嗓子，痛痛快快地唱个够。田间地头，总是聚拢来许多老乡，听我唱。

回城后，我成了一名水暖工人。每天大清早，我就寻一僻静所在，吊嗓子，练声，风雨无阻。

1986年5月，我参加沈阳首届“五月的鲜花”音乐周，获得表演一等奖；6月，参加沈阳市职工歌咏比赛，获得一等奖；7月，获辽宁省军工系统优秀文艺节目调演男声独唱一等奖。随后，我参加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获得优秀歌手奖：在全国民族民间音乐比赛上，我以一首《山歌越唱越亮堂》获二等奖。很快，我又被辽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聘为特约歌唱演员……认识我的人都说1986年是我的幸运之年。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为这“幸运之年”的到来，付出过几多辛劳和汗水。

不久，我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成为一名专业歌唱演员，但我并未停止对歌唱艺术至真至美境界的追求。去贵州山区演出，我登上大山，面对茂密的森林和飞悬直下的瀑布，细细体悟和寻找贵州山歌那纯朴、粗犷的感觉。去陕西演出，我请来当地的民歌王，请他唱“对面沟里流河水，后山上下来些游击队；一杆杆红旗崖上插，快把咱们的游击队带回家”。——我觉得那才是真正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苍凉的歌声里，自有一种朴拙而又直逼人心的悲壮和感动。那以后，我再唱“信天游”，才觉得我真正进入到歌里去了。从台下观众热烈、激奋的掌声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去内蒙古草原演出时，我请当地的服务员小姐唱“长调”，我又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演唱的感觉……

这些年，我多次作为中国歌唱家艺术团成员出访欧、亚各国，我的歌声受到国外音乐界同行和广大华侨的高度赞誉。在这同时，我没有忘记田间地头上喜爱听我演唱的乡亲们，所以，我每年都要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演出百余场，我觉得那些乡亲和工人师傅们需要我的歌声，而我更需要为他们演唱，因为他们是我艺术上最权威的评判者。他们亲切地称我“咱们最贴心的歌唱家”时，我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述的。

至今我有个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成为一名战士。唱歌和当兵，曾作为我的两大心愿，照彻过我少年的心空。如今，我已成为一名歌唱演员，而当兵的愿望却只能默默地存留在心里，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所以，每次登台演出，除了唱工人、农民喜欢的歌，我总要唱一首与军队和战士有关的歌。或许，这对于我那未能实现的心愿，也算是个小小的补偿吧！

去年，我自费出了一盘个人演唱专辑，我给这盘带子取了个名字，叫“军旅情怀”，因为专辑中绝大部分歌都与部队和战士有相关，像《水兵想念毛泽东》《一支人马强又壮》《怀念战友》《八角楼的灯光》《西沙，可爱的家乡》等，其中首《可爱的甘巴拉》。1993年6月28日，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签署命令，授予驻藏空军某部甘巴拉雷达站“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光荣称号，当我从报纸、电视上看到那些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山上，在严寒、缺氧、缺水的恶劣环境下忘我奉献的战士们的事迹后，就一心想为甘巴拉的战士们写一首歌。最后，由空军军供部副部长司树杰同志作词、我作曲，共同完成了《可爱的甘巴拉》。我曾在不同场合唱过这首歌，凡是了解甘巴拉情况的指战员，无不流下激动的泪水。

1993年底，我去天安门国旗班，向战士们赠送磁带，应他们的要求，我清唱了《可爱的甘巴拉》，位战士听完后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们国旗班也写一首歌。我当即就答应了。他们护卫国旗的英姿，他们铁一般的意志，钢一般的信念，太值得讴歌和礼赞了。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也会像《可爱的甘巴拉》一样，给人们以深刻的感染和启迪。

作为一名歌唱演员，能够写出、唱出反映时代，讴歌英雄的歌曲，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和自慰的呢？所以，我是幸福的。曹锐，女，1973年生。白求恩医科大学学生会学习部长，运动健将。吉林省优秀共青团员。

柳青说过：一个人的一生往往只有关键的几步，特别是当他年轻的时候。——这话我信。

我就读的中学是全国13所重点之一的东北师范大学附中。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都是最好的。但高三下学期，祖母病危，我和母亲轮番在医院作全天候护理，加上高考前紧张的复习，我得了神经衰弱。老师知道我的实力，就把唯一的保送名额（哈尔滨工业大学焊接专业）给了我。但这与我的理想相去太远。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坚持参加完高考。成绩令我失望，根据分数线划到我名下的学校更让我沮丧：长春某专科学校。我面临着又一次抉择：上，还是不上？我选择了复读这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路。

复读那一年里的情形，正如我一篇日记里所写的，是“在很深很深的怅惘里，等待命运转折的时刻”。已经进入大学的昔日同学的来信，常常使我烦躁莫名。尤其是大年三十之夜，充耳是四处噼啪炸响的爆竹，满世界都是辞旧迎新的一派喜庆，而我，只能躲进自己的小屋，为半年以后吉凶难料的高考，忐忑不安。那是我记忆里心情最为灰黯的大年三十。

天遂人愿，我终于大功告成，以优异成绩进入白求恩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我欢欣雀跃。医大的师资、设备、学习环境都是全国一流的。我庆幸自己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医生，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若说缘由，自然有的：我这条命就是医生给拣回来的。我小时候心脏有毛病，医学上叫作“动脉导管未闭”，发展下去很危险。医生们成功地为我施行了闭合手术。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伯伯的脸。“疼吗？”医生伯伯的脸上漾着慈爱、温馨的笑容。我说不疼；他就让我好好躺着，别乱动，他很快会再来看我的。然后，他轻轻地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觉得很踏实，很安全。直到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也使劲忍着，因为我相信那个医生伯伯很快就会再来看我，只要他一来，就会将疼痛从我身上赶走。

这以后，每次见到当医生，我就打心眼里觉得亲，同时，也近乎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他们的双手都是具有非凡魔力的，可以轻易地将一切病痛和不幸从人们身上赶走。一个强烈的愿望便在我心里扎下了根：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医生！

进入医大，我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找到了用武之处。理论课，临床实验课，我孜孜以求，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很快，我便不再满足于教室和实验室的狭小天地，我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施展所学，为身患各种疾患的病人，解除病痛的折磨，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机会来了。医大的白求恩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决定赴吉林双阳，为当地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带着踌躇满志，准备一展身手的冲动和欣悦，我率先报了名。

到双阳后，经过短暂的调查摸底，当地极为恶劣的医疗状况首先便深深地震撼了我们。数千人的村子，只有一名卫校毕业生，这还是好的。但凡村民患病，无论病情轻重，就是打吊瓶。有的人开始时病情并不重，却因为明显的误诊，加上滥用各种忌用或慎用的激素类药品，轻者不能得到正确、及时的治疗，枉受了许多痛苦，重者则加重病情，甚至致残、致死。更严重的是，因为地处偏僻，从未接受过科学的医疗知识，人们的健康观念都是畸形和不健全的，而错误的健康观念又必将导致错误的治疗，最终贻祸自身。有一个38岁的病人，几年前怀疑自己得了胃病，就找来土方，将面烧成灰和着碱喝下去，他这么做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为他作了检查，确诊他原来得的是爆发性胆囊炎，错误的治疗，没有治好他的胆囊炎，他却真的患上了慢性胃炎。说真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一直都处于一种深刻的感动中，为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至今仍处于病痛折磨中的村民们。但认真想想，这份感动却决不应该是目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感动是很容易引发的。重要的是，感动之后作一些深入的思考，对人生，对社会。

我不知道在半个来月的时间里，看了多少个病人。问听诊，作诊断，开处方，每一道程序和环节我都一丝不苟地去做。遇有疑难病症，我就虚心向随队的专家、教授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再仔细作复诊……看着病人们满意而去，我的心里漾起一股喜悦与自豪。那是一个医者最由衷的自豪。我为我当初的选择而庆幸。

我想，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我将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医生。这是我一直为之追求的理想。我想告诉我的同龄人，认准了一条道，就潜心以求，而不应该让许许多多的诱惑迷住自己的双眼，或者让一些挫折滞住你奔向彼岸的双脚——这一点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