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朱婴

“我们可以自己去谋生，但是我们怎么也撇不下厂子，它不仅是咱国家的企业，也是咱工人的血肉啊！我们要让它重新站起来。企业的振兴就是咱几千工人的出路！”

——录自某停产企业“工人咋的了，啥苦没吃过啥罪没受过啥困难咱没见过？如今，别说咱熊，只要思路对头，咱东北工人照样能干出大事业！”

——录自沈阳街头

从“最光荣”到“最困难”

1994年岁末，记者来到严寒笼罩中的沈阳自行车厂。这个始建于1936年，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年生产能力150万辆的国家大型企业，自1988年亏损以来，经过6年的痛苦挣扎，至1994年9月，终于难以支撑，全面停产了。寂静的车间里，机床设备疲惫地沉睡着；刺骨的寒风在空旷无人的厂区内肆虐，卷起片片碎纸败叶；一座漂亮的7层大楼刚刚建了一半就停了下来，这是全厂工人期盼已久的新油漆车间，也因工厂难以为继而过早地夭折……4600多工人，除极少数留下值班外，其余人全部“放假”回家，每人每月按沈阳市的最低生活标准领取80元生活费，可即使这么一点儿钱，厂里也连续两个月无法保证了……

记者想见曾经是全国轻工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厂长杨宝俊，被告知“厂长外出努力去啦”。出面接待的党委书记显得心力交瘁，表情郁悒。他说：上海、天津、沈阳三家全国自行车骨干企业，数沈阳的资格最老。“文革”前，工厂上缴利税总额达两亿七千万，而当时工厂的固定资产不到4000万，上缴的利税足可使国家再建几个同类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