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朱婴

“我们可以自己去谋生，但是我们怎么也撇不下厂子，它不仅是咱国家的企业，也是咱工人的血肉啊！我们要让它重新站起来。企业的振兴就是咱几千工人的出路！”

——录自某停产企业“工人咋的了，啥苦没吃过啥罪没受过啥困难咱没见过？如今，别说咱熊，只要思路对头，咱东北工人照样能干出大事业！”

——录自沈阳街头

从“最光荣”到“最困难”

1994年岁末，记者来到严寒笼罩中的沈阳自行车厂。这个始建于1936年，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年生产能力150万辆的国家大型企业，自1988年亏损以来，经过6年的痛苦挣扎，至1994年9月，终于难以支撑，全面停产了。寂静的车间里，机床设备疲惫地沉睡着；刺骨的寒风在空旷无人的厂区内肆虐，卷起片片碎纸败叶；一座漂亮的7层大楼刚刚建了一半就停了下来，这是全厂工人期盼已久的新油漆车间，也因工厂难以为继而过早地夭折……4600多工人，除极少数留下值班外，其余人全部“放假”回家，每人每月按沈阳市的最低生活标准领取80元生活费，可即使这么一点儿钱，厂里也连续两个月无法保证了……

记者想见曾经是全国轻工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厂长杨宝俊，被告知“厂长外出努力去啦”。出面接待的党委书记显得心力交瘁，表情郁悒。他说：上海、天津、沈阳三家全国自行车骨干企业，数沈阳的资格最老。“文革”前，工厂上缴利税总额达两亿七千万，而当时工厂的固定资产不到4000万，上缴的利税足可使国家再建几个同类厂。可如今，厂子亏损已达8000多万，潜亏6000多万，国家贷款1．1亿，企业负债2．5亿，已

经不是一般的资不抵债了。职工每月领几十块钱的生活费，拿双职工说，一个孩子的入托费现如今就要90元，再吃点饭，两人的钱加起来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我们搞过一次调查：4000多工人回家，能找到点活干的只是少数，95％以上的人在家呆着。有的工人哭着问：“厂子啥时候能开工啊？”

记者找到另一家停产企业的一名下岗女工，听说她曾去舞厅陪过舞，每天夜晚，她坐在丈夫的自行车后座上到一家娱乐城“上班”，陪一位客人跳一曲挣5元钱。她每晚都要拼命支撑着跳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而她的丈夫就在娱乐城外的冰天雪地中等她到两点，等她挣到了钱，再把她驮回家，每当这时，他们的宝贝女儿已经睡着了。后来，女儿知道了妈妈的“工作”，哭着说不要妈妈再去上这个“班”，宁愿自己不上学……和记者讲起这些，她不住地擦眼泪。从前，她每天早上只需拎个饭盒去厂子上班，不管干得咋样，总还吃得饱饭，交得起女儿的入托费，学费。如今，她真正体会到“一天不想招就没法儿活”。她不解地问：“我深知，不改革，社会不能进步。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能不能一致？这么些年，到底富了谁？从前最光荣的是工人，现在最困难的也是工人。这到底怎么回事？”说到这里，她哽咽语塞……

辽宁省曾经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全国的1／10，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然而，在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这个工业巨人一度沉默了，明星地位让出来了。1994年期间，全省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曾达到67．57％，亏损额列全国第一位，大批工人下岗回家。昔日的“老大哥”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一家企业的领导向记者展示一份调查表：28．9％的职工表示在改革中以国家、集体和社会的利益为重；52．5％的职工表示国家、集体、社会、个人的利益兼顾，两者相加占80％以上。他感慨地说：“这生动地表明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他们越来越大的失落感，他们普遍有一种被时代列车甩下来的困惑。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叫作‘把老干部供起来，把知识分子抬起来，把机关干部养起来，把农民兄弟保起来，把工人师傅推出来。有的工人一听见收音机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就泪流满面，说‘咱当老大的荣誉感啥时候再回来呢？……”

谈起这个问题，有关人士认为，这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被推入市场后所必然产生的阵痛。我们既不能回避矛盾，把工人一推了之，也不能隔靴搔痒，唱些不着实际的高调。当务之急，是在帮助职工解决困难的同时，向他们讲清道理，使他们的认识能够尽快地与改革实践同步。沉浸于历史，固执地来谈论今天所谓的公平不公平已经意义不大了。国有企业不能再用过去的辉煌向今天的改革讨价还价，来诠释今天转轨过程中的全部痛苦。千条理万条理，依靠自己去发展才是硬道理。面对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要下决心彻底屏弃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经营模式，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求生存，自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开拓一条生路。对于职工而言，市场经济与其说是经营管理的竞争，不如说是每个人综合素质、应变手段和生存能力的竞争。只有重新认识自己，尽快树立竞争意识，强化适应和生存能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充满风险的市场竞争中战胜困难，立稳脚跟。任何埋怨和牢骚都无济于事，目前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面对现实，调整心态，振作精神，背水一战，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大老爷们儿，不能让老婆孩子饿着”

记者想找一些下岗工人谈谈，结果一谈就崩。有人说：“连活路都没了，还谈什么？”

见到张师傅，是在铁西区的大街上。当时，飕飕的老北风像刀子一样划拉着人的脸。他紧裹着大衣，登着车从记者的身边吃力地骑过去。当然，记者最先注意到的不是他，而是他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块板子，上面写着两个字：“修车”。

发现记者追上来，他猛地握住车闸，扭头问：“大哥，修车不？”我说：“别人都是摆摊修车，你这修车的咋满街转悠？”他一乐：“嘿，这是咱想的新招！你知道咱厂子为啥黄？就因为几十年一贯制，坐地经营，等客上门。市场经济一来，那些原先咱大企业压根儿瞧不上眼的小厂子实行上门服务，又主动又热情，愣是把咱大厂的客户活生生给拉跑了。咱厂子再大，牌子再老，没人理了，不是白搭吗？咱修车就悟出这么个理：不能老呆一个地方守摊儿，让人推着坏车来找你。咱主动一点，满城转悠，见着谁车坏了就修，虽说累点，但比守着路牙儿受冻强……”

听说我要采访，他死活不肯说出原先工作的厂子，约我晚上去他家。

晚上，我叩开了张师傅的家门。炕上，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正

在做功课。孩子的奶奶给我沏了一壶茶。谈起眼下的日子，张师傅的爱人眼圈红了。她说：“上上个月，咱一听说厂子开不出支，急得都要哭了。他倒好，没事儿似的，说：‘急有啥用？厂子没活干，就不能自己想招？大老爷们儿，还能让你和孩子饿着？可咱这十来年，打从技校毕业分进厂子一直干到现在，除了开车床，不会干别的，能想出啥招来？再说，那钱又不是小北风一刮就能刮来的，那么好挣？我有个弟弟，是做买卖的，这两年发了。我对他说：‘要不，去找俺弟求份活干？他一听就火了。原先，他那产业工人的架子端得可足了，死活瞧不上俺那弟弟，说俺弟不学无术，就知道钻钱眼子。这会儿，厂子生产停了，他的傲劲儿也没了。可去找俺弟，他脸上抹不开。我了解他。但两个大活人，不能总这么在家呆着吧？孩子要上学，几口子人要吃饭。我父母和他父母都是这家厂子的退休工人，风风雨雨地为国家干了一辈子，现在不但劳保工资开不出来，医药费啥的也解决不了。这物价成天涨，几天一个样，细算算，7口人，再节省，每月怎么着也要几百块钱过日子。就说咱过去有点儿小积蓄，那也不经花呀！而且，啥时候是个头？咋办？别看他表面上不急，那心里头就跟搁盆火似的难受。他思来想去的，最后整来一堆修车的工具，说：‘上街修车去！”

张师傅说：“开始咱也摆摊。吧嗒吧嗒地给人修车，这活儿不好干。有几回，刚出来半拉小时，就冻得受不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有时冻得实在受不住了，就扔下活躲进商场暖和一会儿再出来。罪遭大啦！想起原先上班的功夫，车间里干得热火朝天的；中午吃饭时，大伙凑到一块，有说有笑；下班回到家，热炕头一坐，喝二两白酒，小日子多安逸！再看如今，自个儿往寒风中一站，满眼的冰溜子，手冻得拿不住扳子，可怜巴巴的，心里这通闹腾啊！有时真想骂娘！可一寻思，骂谁呀？事到如今，怪谁？怪谁都不管用，就怪自己没本事，没多会几手活！市场经济讲的就是竞争，人也一样，谁有本事谁就活得棒，谁窝囊谁熊谁就完蛋！咱想，咱整得明白，甭怨天怨地的，抓紧时间干，苦归苦，车还得修，快过年了，赶紧整点儿钱，为了老人和孩子……”张师傅又指着他爱人，说：“她是个软心肠子，一看我在外头受冻遭罪，就在家呆不住了，邀了几个姐妹去趸菜，每天早晨天还黑着就上批发市场等着卸车，拉菜的车一来，就跟打仗似的冲上去刨菜包，那滋味也不好受……”

经张师傅同意，第二天凌晨4点多，记者跟随他爱人来到趸菜的市场。院子中，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车辆排得满满的。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人们不住地跺着脚，每个人的眉毛上都挂着嘴里吐出来的热气凝成的白霜。装菜的车皮进来了，刚刚停稳，黑压压的人群一拥而上，刨的，扔的，接的，码的……我拎着沉重的镐头抢先爬到车皮的菜堆上，让张师傅的爱人在车下接住我刨下去的菜。也许就抡了十几镐，我呼哧带喘的受不了了，被汗水浸湿的内衣紧贴在脊背上，两个耳朵被冻得始而像针扎似的疼，继而就麻木得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正常地呆在原地方了。看到我满脸的痛苦，张师傅的爱人在车下急得直喊：“刘大哥，快下来，你们北京人，哪能受这罪……”

太阳出来了，随着浑沌的雾气被阳光驱散，我回到暖气给得足足的宾馆。想起张师傅那句“大老爷们儿，还能让老婆孩子饿着”，我从心底里感叹：“真不容易！”

晚上，一位朋友请我吃饭，同时入座的还有一位小姐，很漂亮，但表情很忧郁。朋友对我说：“她更典型，你俩好好唠唠！”

小姐姓金，曾是一家大企业的工会干部。由于是干部，人又长得漂亮，因而格外受人尊重，全厂上下无论老少均称她“金姐”。那时候，金姐活得很自信，也很舒坦，就像坐在一条平稳的船上，在生活的河流中缓缓而行，从来没想到要去考虑身下的这条船会不会翻。忽然有一天，船翻了！她说：“咱无论如何想不到，厂子怎么说完就完了呢？头一天说要裁人，第二天自己就被裁下来了。领导找我谈，说：‘要么去食堂当工人，要么拿生活费回家！我气得都要哭了。让我去食堂？没门！我宁愿回家！可回家以后，我才彻底明白：自己失业啦！那些天，活得可难受了，全家人都懵了，跟天塌了似的，不知该咋办！有个阿姨介绍我去干售货员，说我长得俊，一准儿能干好。可我想：万一遇上熟人朋友来买货，看我站那儿，多寒碜呐！就拉倒了。后来，又有人介绍我去干直销小姐啥的，我都没答应。还有一个男的，说他是时装店的老板，要聘我当模特，一个月给开800元钱。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人没安好心，一口回绝了！我也去一些招人的单位考过，可那些好的工作，我又考不上。低不就高不成的，一晃，我在家呆了好几个月。我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人给逼急了，啥活不能干？可一想起咱曾经是一名干部，如今被逼得就剩下扫大街没考虑了，心里头这通委屈，好几回，一说起这事儿就掉眼泪。我也骂自己：臭要面子！事到如今，你那张脸值几个钱？可这脸愣就抹不开……

“上个月，有人来家说：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公寓要请一位勤杂工，扫厕所，每天5元钱，从早9点干到晚9点。爸妈劝我说：‘去看看吧！我妈有病，半身不遂；我爸的心脏也不好，我不忍心白吃他俩的，就狠了狠心，去了。到这会儿，干了些日子，觉得也没啥不合适的，对方还说我干得好，要给我加工资。昨天，有个同学瞧见我，说：‘呦，你咋不化妆了呢？我说：‘成天扫厕所，还打扮啥呀！”她接着说：“我的一些同学，虽然现在还在岗，可整天提心吊胆的，害怕哪天厂子完了，会跟我一样，后悔没多学几手。但话说回来，谁知道今天会变成这样？我们都是从学校一毕业就分进工厂的，学校从来没教过我们失业以后怎么办，我们也绝对想不到国家的企业有一天会完。如今的事对我们刺激特大。我对我妹说：‘甭一门功课考了90几分就美得不行，得多学点儿，往后的日子才好过……”

“企业振兴就是咱工人的出路”

一家停产企业的厂房上悬挂着一幅标语：“用铁的意志战胜困难，用火的热情迎接希望！”18个火红的大字在灰色的天穹下格外醒目。工人饱含着热泪对记者说：“我们可以自己去谋生，但是我们怎么也撇不下这个厂子，它不仅是咱国家的企业，也是咱工人的血和肉啊！几代人付出了建设的心血，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它完了。我们要让它重新站起来。企业的振兴就是咱几千工人的出路！”

在辽宁，1000多家大中型企业，64％建于50年代以前，30％是解放前的老企业。现有工业设备中，80年代水平的只有10％。设备老化，工艺老化，产品老化。但辽宁的工人没有嫌弃它们，几十年来，为支援国家建设，他们与这些企业和设备一起奉献了青春。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是逐渐突破的，基本上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加工业后原材料工业。而辽宁恰恰是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于是，在别人放开手脚的时候，辽宁却不得不承担着比别的省份高一倍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以支持全国的改革开放，而辽宁所需要的产成品却要高价买入。辽宁的工人阶级又一次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当辽宁人抖擞起精神，开始屏弃国有企业“等、靠、要”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观念，准备启动自己的大船驶向市场经济的新航线时，他们发现，辽宁大中型企业的付出已经无法在原处得到补偿。

怎么办？有人指出：“这是一次最有实际意义的觉醒。觉醒才有反省，反省才能重新自强。”

省委领导疾呼：辽宁不能自己拖自己，越拖问题越多，越不好办，越被动！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没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大中型企业进入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不起来。辽宁省的大中型企业能否搞好，不仅关系全省、维系千千万万工人的命运，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辽宁应当急中央之所急，作为重中之重，下决心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好……

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重振辽宁雄风！”这振聋发聩的决策正是无数辽宁工人的期待。

沈阳自行车厂的党委书记告诉记者：1993年2月，沈阳自行车厂4600多名职工曾靠走亲求友，东借西凑，想方设法集资2500万，希望藉此使厂子摆脱困境，恢复生产，重展昔日雄姿。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此举所表现出的职工群众强烈的爱厂精神和自救意识，使厂领导至今回想起来仍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

朝阳重型机器厂，全国建材机械行业的四大骨干企业之一，1991年资不抵债，亏损总计4578万元，净资产为—1057万元，成了“空壳”企业。省长闻世震目睹企业的惨状感叹道：“朝重不重！”依此生存的8000名朝重人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他们不服气，不认输，憋着一股劲。机会终于来了，新的领导上任后，带领职工以新的视角看待和分析企业，找出企业不活的实质原因在于过分依赖宏观经济调整，把希望寄托在国家扩大基建规模上，缺

子怎么说完就完了呢？头一天说要裁人，第二天自己就被裁下来了。领导找我谈，说：‘要么去食堂当工人，要么拿生活费回家！我气得都要哭了。让我去食堂？没门！我宁愿回家！可回家以后，我才彻底明白：自己失业啦！那些天，活得可难受了，全家人都懵了，跟天塌了似的，不知该咋办！有个阿姨介绍我去干售货员，说我长得俊，一准儿能干好。可我想：万一遇上熟人朋友来买货，看我站那儿，多寒碜呐！就拉倒了。后来，又有人介绍我去干直销小姐啥的，我都没答应。还有一个男的，说他是时装店的老板，要聘我当模特，一个月给开800元钱。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人没安好心，一口回绝了！我也去一些招人的单位考过，可那些好的工作，我又考不上。低不就高不成的，一晃，我在家呆了好几个月。我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人给逼急了，啥活不能干？可一想起咱曾经是一名干部，如今被逼得就剩下扫大街没考虑了，心里头这通委屈，好几回，一说起这事儿就掉眼泪。我也骂自己：臭要面子！事到如今，你那张脸值几个钱？可这脸愣就抹不开……

“上个月，有人来家说：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公寓要请一位勤杂工，扫厕所，每天5元钱，从早9点干到晚9点。爸妈劝我说：‘去看看吧！我妈有病，半身不遂；我爸的心脏也不好，我不忍心白吃他俩的，就狠了狠心，去了。到这会儿，干了些日子，觉得也没啥不合适的，对方还说我干得好，要给我加工资。昨天，有个同学瞧见我，说：‘呦，你咋不化妆了呢？我说：‘成天扫厕所，还打扮啥呀！”她接着说：“我的一些同学，虽然现在还在岗，可整天提心吊胆的，害怕哪天厂子完了，会跟我一样，后悔没多学几手。但话说回来，谁知道今天会变成这样？我们都是从学校一毕业就分进工厂的，学校从来没教过我们失业以后怎么办，我们也绝对想不到国家的企业有一天会完。如今的事对我们刺激特大。我对我妹说：‘甭一门功课考了90几分就美得不行，得多学点儿，往后的日子才好过……”

“企业振兴就是咱工人的出路”

一家停产企业的厂房上悬挂着一幅标语：“用铁的意志战胜困难，用火的热情迎接希望！”18个火红的大字在灰色的天穹下格外醒目。工人饱含着热泪对记者说：“我们可以自己去谋生，但是我们怎么也撇不下这个厂子，它不仅是咱国家的企业，也是咱工人的血和肉啊！几代人付出了建设的心血，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它完了。我们要让它重新站起来。企业的振兴就是咱几千工人的出路！”

在辽宁，1000多家大中型企业，64％建于50年代以前，30％是解放前的老企业。现有工业设备中，80年代水平的只有10％。设备老化，工艺老化，产品老化。但辽宁的工人没有嫌弃它们，几十年来，为支援国家建设，他们与这些企业和设备一起奉献了青春。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是逐渐突破的，基本上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加工业后原材料工业。而辽宁恰恰是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于是，在别人放开手脚的时候，辽宁却不得不承担着比别的省份高一倍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以支持全国的改革开放，而辽宁所需要的产成品却要高价买入。辽宁的工人阶级又一次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当辽宁人抖擞起精神，开始屏弃国有企业“等、靠、要”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观念，准备启动自己的大船驶向市场经济的新航线时，他们发现，辽宁大中型企业的付出已经无法在原处得到补偿。

怎么办？有人指出：“这是一次最有实际意义的觉醒。觉醒才有反省，反省才能重新自强。”

省委领导疾呼：辽宁不能自己拖自己，越拖问题越多，越不好办，越被动！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没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大中型企业进入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不起来。辽宁省的大中型企业能否搞好，不仅关系全省、维系千千万万工人的命运，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辽宁应当急中央之所急，作为重中之重，下决心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好……

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重振辽宁雄风！”这振聋发聩的决策正是无数辽宁工人的期待。

沈阳自行车厂的党委书记告诉记者：1993年2月，沈阳自行车厂4600多名职工曾靠走亲求友，东借西凑，想方设法集资2500万，希望藉此使厂子摆脱困境，恢复生产，重展昔日雄姿。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此举所表现出的职工群众强烈的爱厂精神和自救意识，使厂领导至今回想起来仍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

朝阳重型机器厂，全国建材机械行业的四大骨干企业之一，1991年资不抵债，亏损总计4578万元，净资产为—1057万元，成了“空壳”企业。省长闻世震目睹企业的惨状感叹道：“朝重不重！”依此生存的8000名朝重人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他们不服气，不认输，憋着一股劲。机会终于来了，新的领导上任后，带领职工以新的视角看待和分析企业，找出企业不活的实质原因在于过分依赖宏观经济调整，把希望寄托在国家扩大基建规模上，缺

乏驾驭市场的主动精神。为此，厂领导提出“下南方，出国门，保质量，重信誉，艰苦奋斗二三年，重振朝重展雄风”的誓言，并以身作则，带头苦干。职工心里托了底，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们转变观念，克服各种困难，依靠多路开发启动市场，变坐地经营、等客上门为主动出击、上门服务。推销人员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产品的机会，甚至一些市、县建材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他们也争取上会发言。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1994年全年的订货任务。张家港的一家用户为感谢朝重的热情服务，主动赠送一辆桑塔纳轿车，朝重不失时机地与对方“联姻”，从而在江苏一带产生了良好的连带辐射作用，使南方市场的销售量占全厂销量的60％以上。1994年，朝重月均回款3338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销售收入突破35000万元。厂长齐中兴见到记者时激动地宣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明亏、潜亏全部消化完毕！生产上去了，职工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当年为“希望工程”捐款，全厂职工几天之内就捐出5万多元。朝重打了一个极其漂亮的翻身仗！省委书记顾金池兴奋地说：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奋斗，依靠深化改革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每一个企业都要学习这种朝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大有希望。

一批率先依靠职工群众背水一战起死回生的企业的出现，不仅为那些仍在困境中怨天尤人的企业拓展了市场经济的眼界，也使更多在等待中度日的下岗职工燃起重新创业的希望。经验教训千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早转思路，不等不靠，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及早觉悟，自求生存，自我发展，向市场要出路！记者来到沈阳小型拖拉机厂，该厂原排名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之列，因严重亏损“降格”为区属企业。工人非但没有因此而“抬不起头”，反而趁势扔掉端了多年的“大中型企业”的架子，从头开始，大刀阔斧地转换机制。青年工人李强到外地取配件途中，不幸因车祸受伤，但他顾不上进医院，忍受着剧烈的伤痛连夜往沈阳赶，终于准时把80件齿轮送到厂里。他说：“决不能因为我而误了厂子的生产！”面对空前的热情和青年工人的忘我精神以及由此换来的机器的轰鸣，一些老工人恍若回到了第一次创业的年代，激动得流下眼泪。他们说：“厂子能否搞活，牵动所有人的心呐！”国有大企业沈阳鼓风机厂有6名国家命名的工人高级技师，个个身怀绝技。谈起目前的困惑，他们说：不管困难有多大，工人对国家的感情一分不能差。工人师傅手中的铁锤在社会的天平上失重不得啊！

“市场经济没有神仙皇帝”

在辽宁采访的日子里，记者与工人一起感受着失落的阵痛，也一同直面着眼前的困难，寻找生机，思索出路。沉默与阵痛决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排斥，相反，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许多工人对市场经济有了深一层的认识，逐渐整明白了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应取的角色和位置，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危机与困难的双重压力下，原有的主人翁意识被重新唤醒了，最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被激发起来了。他们已经意识到：困境与希望同在，危机与生机并存。东北轻工股份有限公司39岁的总经理王峰说：市场经济没有神仙皇帝，只要思路对头，东北人能干大事业！营口东北钢琴（集团）公司的一位青工说：如果没有“连续3年亏损”和“省内亏损大户”这两顶帽子的压力，咱公司就开发不出极有竞争力的“王子”和“公主”两种系列钢琴，也根本不可能塑造“东北钢琴”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崭新形像，更无法想像产品能够在如林强手的激烈竞争中独占鳌头，产销率达100％。他说：“这都是被市场经济逼出来的！”

然而，并非所有希望复苏和成功的企业都能够如愿以偿。问题出在哪里？有的厂长埋怨国家不给钱，启动资金不足。而有的工人反映“关键在厂长！”一位领导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讲道：本溪市有一家相当大的工厂，搞技术改造不慎重，申请上项目时说得天花乱坠、效益好得

不得了，由于工期拖了一年半，时机错过了，市场需求没有了，产品销不出去，结果连续亏损累计3000万元，加上潜亏和产品报废4000多万，共亏损7000多万元，企业资产1亿元，债务1．4亿元，严重资不抵债。3年换了6任厂长，每换一次厂长，中间隔两个月无人管理，成了无人管理的企业。后来，有关上级出面，把总厂12个车间都变成“法人”，自主经营。这叫大船搁浅，舢板逃生：总厂搞几个人守着，其他车间却坐舢板走了，都逃生了，把1．4亿元的债务留给国家，利息不交了，债务说是总厂认了，实际上是永远不还了。他尖锐地指出：有的厂长认识不到困难的原因，把困难推给国家，讲不少豪言壮语，说给多少钱就能上去，保证不亏损，一讲就是上大项目，要几个亿。要钱有什么保证？已经把厂子搞得这么糟糕，谁还敢给你几个亿？一些厂长口气大得不得了，讲敢于负债经营，而实际上是赖债经营。不能再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了。辽宁国有企业的问题，管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去改善经营管理，搞什么新的花样，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现状；不在企业内部挖潜力，鼓励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样，企业是办不好的。一个工厂的领导班子思路不对头，发展战略搞得不对头，企业困难翻不了身！他还指出：“厂长的屁股要干净，厂长屁股不干净，没有一个企业能搞好的。搞不正之风，己不正焉能正人呢？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厂子哪有竞争能力……”

1994年6至10月，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和总理李鹏先后考察了辽宁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朱熔基语重心长地说：辽宁要教育厂长，把重点放在内涵扩大再生产、加强技术改造、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上，要选准产品，不要好高务远，不要铺张浪费。解决好国有企业当前的困难，关键是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李鹏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骨干力量，我们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有信心。”

应该说，对于以价值规律为准则、公平竞争为前提的市场经济，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的辽宁，比任何地方更有呼唤的热情。痛定思痛，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和沉寂之后，这个庞大的工业巨人苏醒了，开始重新迈动有力的双腿。省委书记顾金池说：不仅从改革的角度讲，东北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而且，从开放的角度讲，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如果说，前些年外商投资的重点瞄着一些机制灵活的小企业、乡镇企业的话，那么，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现在正逐步转向实力雄厚、前景广阔的基础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国际上一些大财团、大公司竞相在我们国有大中型企业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和合作伙伴，由此对东北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对我们利用外资，加速老企业的改造，开拓国际市场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认为：按照面向市场，苦练内功，自我发展这条路子干下去，用两三年时间就可以有不小的改观。

有关方面告诉记者：中央和辽宁省的领导都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在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企业是人的聚合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解决企业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动员和依靠广大职工搞好企业。为此，朱熔基副总理充满感情地说：“东北的工人阶级是好的，是有光荣传统的，吃苦耐劳，听党的话，我相信，东北的国有企业是一定能够搞好的！”

衰也在人，兴也在人。企业亏损首先是人的亏损，企业振兴首先也是人的振兴。沈阳市劳动模范董家丰对记者说：工人咋啦，只要别跟自己过不去，感觉会跟着咱们走。又不欠谁的高利贷，缘何活得窝窝囊囊？观念旧就变，知识浅就学，技术差就攻，有胆识，有豪气，不信工人不是经济中兴之路上的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