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司维 朱树江

不久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播出一则广告：“×××自行车集团总经理李祺祖向全市人民问好！”这段从形式到内容都再平凡不过的广告词儿，却因“李祺祖”3个字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1989年3月，天津电视台连续报道了“李祺祖受贿案”的公开审理情况，使李棋祖这个名字在天津家喻户晓。李棋祖，原天津自行车二厂厂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7次天津市特等劳模奖章得主，因“利用担任的国营企业领导干部职务之便，以要回扣、提成的名义和定出高价让购车单位代卖家中旧物的方式索取、收受贿赂”共6万余元，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因在狱中表现好，被减刑提前释放。出狱后他立刻被一家私营企业聘为总经理，在其管理下，这家规模不大的企业创造了比同类国营大企业还好的效益。于是，通过一则简短的广告，李祺祖的名字再一次在天津当当响起来。

尽管近年来不断曝光的经济大案中一些更声名显赫的人物和他们更令人触目惊心的犯罪劣迹，将“李案”冲淡了许多，然而当不久前还是阶下囚的李祺祖重新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仍在许多青年中引起了争论。

首先，该不该播出这条广告。“李祺祖，不是犯罪判刑了吗？怎么又出头露面？真是胡汉三又回来了。如今还有吗是非？谁有钱谁吃香！电台放广告怎么也不考虑社会影响？”反对者如是说。但也有人不以为然：“犯过罪做广告怎么不行，过去还讲坦白从宽，治病救人给出路呢。现在是市场经济，用不着什么事都要审查历史，做广告是经济活动，给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需要看政治表现。”支持者这样说。还有人说：“给出路不一定非公开露面嘛，广告虽然是经济活动，但宜传影响大，算是社会形象吧，李祺祖向全市人民问好，好象什么大人物似的，这合适吗？”

其次是李祺祖该不该复出。

有的青年说：“李祺祖判了刑，就说明这个人本质有问题，这样的人就不配当企业家，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再当经理。现在你看，一批蹲过大牢的当了企业家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地方出毛病了？”有的青年说：“犯过罪怎么不能当企业家？市场经济是机会均等，优胜劣汰，谁能折腾谁就能发财，谁有本事谁就能有出息，李祺祖有能耐，就得用人家。”还有的青年说：“关键是看什么算能耐。钻法律的空子、乱折腾发了财的算能耐？这样的人多了，国家不穷、社会不乱才怪呢，得有个健全的法制，让这些人得不了逞。李祺祖的能耐如果是正道，用他就没错。”

还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一则广告引起这么多青年的关注，这至少说明青年对社会生活中新情况的敏感，他们作为新生活的建设者，在探索，在思考。

一场争论也透视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比如：有经济犯罪前科的，能否重新当企业家？如果法规和政策允许其重新就任，那么，他能否作为公开的社会形象，在大众传播媒介露面？在传播媒介露面，是否等于传媒肯定了他什么？青年人应该确立什么样的价值标准——道德的，生产力的，法律法规的，抑或是其他？相对孤立的一件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情绪化的推论？由此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心态？……

对这件事简单地作出结论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这中间积淀了许许多多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新的和旧的，市场的和计划的，各种观念都会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社会反映出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许多问题都将不成其为问题。在社会发展的潮流面前，关键是保持一种开放的、实事求是的心态，取一种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势。因为不管是李棋祖，还是广告词，明天我们还会碰到许多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