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梅

“你儿子两天前死了”

10月是收获的月份，也是忙碌的日子。河北省新城县高碑店市棉麻公司的杨柏然和往年一样忙于下乡收购棉花，而埋头家庭副业的妻子武桂玲也在家赶做一批书包。尽管儿子被邻县定兴县城关派出所拘留已经3天了，这对夫妇心急火燎，但也没什么特别的招。他们理解办案是需要时间的。

1992年10月29日上午11点半，接到新城县高碑店路东派出所通知：“杨柏然夫妇二人下午两点到定兴县公安局交警队。”正在家忙着砸书包的杨母纳闷了：有什么事？干么非得我们俩去？去一个不就得了？这位善良的母亲始终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什么违法的事。因为儿子老实，懂事，长这么大学习也好，为人也好，没让父母操过心。7岁上学，以优异成绩直升到高中，1991年在全县竞赛中，数学第二，物理第四。母亲相信派出所的公正，也坚信儿子的清白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母亲的信任。29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定兴县公安局局长吕新民终于把杨剑锋已经死亡这个保守了两天的秘密告诉了杨柏然夫妇。如晴天霹雳，杨母顿时瘫倒在地，撕心裂肺呼喊儿子。可是她的心肝宝贝儿子永远也听不见她的哭喊了，他死了。16岁还差4天。

1992年10月26日，星期一。高碑店一中因开运动会，决定放假半天。高一的杨剑锋骑车去了定兴县城买鞋。

当日下午6点杨剑锋的母亲武桂玲得到通知：带200元钱前去定兴县城关派出所领儿子。晚8时许，武桂玲到达定兴县城关派出所。该所杜学木所长说，“你们来晚了，人已被拘留。”武桂玲有点不放心，因为儿子从未出过门，要求见见儿子，并提出今天先接走，明天再送回来。杜说：“不行，人已送到拘留所，局长刚签完字，不能当时放人。”武桂玲心想：收审就收审，多一宿又怎么的？便心平气和地问杜所长：“拘留多长时间？”杜答：“一星期。”“几天来接？”“三天吧。”武桂玲还是有点担心，和一块来的同伴说：“这孩子忒胆小，不行，我想去看看。”可同伴说，“拘留得一星期，三天就让出来，给的面子不小呢。算了吧。”就这样，武桂玲在派出所呆了5分钟左右，回家了。

善良的武桂玲哪能想像，她的儿子已遭惨无人道的灭顶之灾！据定兴县检察院介绍，当日下午两时许，她的儿子杨剑锋被定兴县建筑公司职工以撬自行车尾灯为由扭送至定兴镇派出所。此时，恰逢定兴镇派出所全体干警参加完一私人企业开业宴典回来，酒兴正浓。所长杜学木听说后，即打杨腹部一拳。杨手捂肚子跪地求饶，不仅没人理睬，反又遭副所长王增福推来一掌，并被双手背铐在派出所办公楼西南侧的一棵杨树上。接着，杜学木、王增福伙同干警马万里和祝计国拳脚相加，并用长约80厘米、直径3厘米的木棍轮翻殴打。孩子撕心裂肺的惨叫没能呼醒四名执法者的侧隐之心。四人打累了，轮翻休息时，杜所长还忘不了叮嘱马万里去敲打敲打他，“别让他闲着。”长时间的拷打和非人折磨使杨剑锋遍体鳞伤，小便失禁，神志不清。当武桂玲晚8时许赶到派出所时，她从窗户外看到该所东侧的一间房子的光板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蓝色大衣，从头部和身材看很像自己的儿子。可实在的武桂玲想：若是自己的孩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应该起来，应该说话。她哪里知道，儿子已经辨不出母亲的声音起不来了说不了话了！儿子正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他多想告诉妈妈他好难过、好痛苦，他多想妈妈能帮帮他啊！

第二天下午5时许，在乡下忙于收购棉花的父亲杨柏然赶回来，携同妻子又到该所要求见儿子，并送些苹果和一件大衣。王所长答复：人已收审，正在调查，不能见。杨柏然又问收审多长时间？王说：“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你的孩子我们替你管教几天，对孩子的将来有好处。”忠厚老实的杨父母也乐着回答：“行，你们帮我们教育吧，你们比我们教育得好。”他们哪能想像儿子此时已经一命归天了！自26日下午6点开始，杨剑锋就昏迷不醒，13小时之后，瞳仁扩散，血压几乎没有了，派出所的人于27日零晨4点半送至保定地区医院治疗，下午3点半抢救无效死亡。

半月后此案迈出第一步：尸检“我儿子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为什么一到派出所就死了呢？”杨柏然虽不敢说儿子是派出所的人活活打死的，可他也觉得派出所连日来的所作所为有些不可思议：如此人命关天的大案，定兴县公安局不但不立即立案侦察，而是一方面封锁死亡消息与事实真象，另一方面极力宣扬孩子偷自行车被当场抓获的罪名，搜集孩子平时的劣迹，调查孩子平时的病史等。不过，这位不善言谈的父亲是决意要为儿子的死讨个说法的。县公安局声称死因不明，只有通过验尸才能定论。而儿子的死也使杨柏然更加惊醒，他提出尸检必须由检察系统的法医担任主检。可是本应回避的公安局却坚持由公安系统来尸检。双方争执不下。10月31日，杨父找到定兴县县长艾民，得到的答复是：案子由公安局管，政府不便干预。接着，杨父又到定兴县检察院提出口头控诉，邵副检察长答复：1，尸检必须由公安局要求我们参加，我们才能参加；2，检察院介入只有通过尸检后看性质，需要我们介入我们才能介入。

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古老难题！

杨柏然被迫开始了漫漫上访路。第一次上访，省检察院当即电话指示地区检察分院，立即介入此案。省公安厅也给地区公安处作了指示，并让杨父找地区公安处具体联系。11月6日，杨父到地区公安处，答复：11月9日中午，在定兴县公安局具体协商。在公安局“耽误了日期概不负责”的压力下，11月11日，杨柏然只好答应由省公安厅李科长、保定地区公安处胡法医进行了尸检。尸检前，孩子死后16天，杨柏然见到的儿子已经面目全非：浑身发紫，七窍错位，伤痕累累，仅左臂伤就达11处之多，双腿高度伤肿，头部两处鸡蛋大小的血块……惨不忍睹。已经崩溃的武桂玲一直歇斯底里要见孩子，可杨柏然还是没敢让她来，他怕她坚持不住。

5个月后此案进人法律程序尸检结论迟迟不公布，县公安局作为此案当事一方操纵办案，不仅案情没有进展，而且越来越是非颠倒：孩子被说成是群众打的；孩子的死被说成是“打”与“病”双重因素造成的。为此，检察院与公安局就案子的管辖问题扯来扯去，使案子始终不能进入正常的法律程序。

没办法的办法，继续上告。第二次上告，杨父得到了积极的支持。省长叶联松、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吕传赞都作了批示，要求迅速立案侦查。吕书记还专门把省检察院高检察长、省公安厅王厅长叫去征询意见。王厅长说：我们决不包庇。高检察长说：你们不包庇咱门两家办案，如包庇我们一家办。王厅长指示地区公安处迅速侦破此案。省检察院还把省领导的批示复印后转到地区政法委和检察分院，并指示地区分院每三天汇报一次情况，限期20天结案。地区政法委责成检察分院和公安处迅速立案侦破。

几个月过去了，案子仍然没有进展。第三次上告，杨父又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最高人民检察院向省检察院作了明确指示。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多次向省、地、县三级检察院催要处理结果。省检察院几次对地区分院提出批评，再三指示要立即介入。就这样，杨父拖着疲惫的身子奔波于北京、石家庄、保定、定兴之间，将300余份上告材料、60余套死者照片分发给各级领导部门，并向新城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出了呼吁书。1993年1月，成立了由县政法委牵头，县检察院、公安局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公安局没有回避。尽管如此，杨父还是很感激，此案总算有人管了。接下来，杨父顶着腊月严寒雪冻，一天一趟从新城县城赶到定兴县城，奔走于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之间。但联合调查组的进展依然是原地踏步。而与此同时，此案的主要凶犯，定兴镇派出所所长杜学木晋升为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批复也下来了，并宣布上任。过年，都放假了。杨父只好搀扶着神志恍惚的杨母天天上儿子的坟：孩子尽管长得1．78米的个子，可年龄太小了，他还需要父母的照顾。

2年多了：谁来给个公道？几个月来，杨父携同病弱的杨母四处上访，求爷爷告奶奶，循环往复，物质和精神陷入崩溃。案子虽有人管了，可仍然没有进入法律程序。捱过凄冷的春节。杨家父母东借西凑，又满怀希望地踏上了漫漫上访路……1993年3月，省检察院由法纪处王副处长带队一行3人和地区检察分院刘检察长带队一行5人来到定兴，开始省、地、县三级检察院联合办案。这样，杨剑锋被打死5个月后，此案得以真正进入法律程序。总算有了讨个公道的第一步。本以为有各级领导重视和关注，儿子的死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事实又一次无情地愚弄了这两位本分的良家父母！侦查、公诉的漫长的煎熬远远超出了杨家父母的想像！自1993年3月21日立案侦查，经过刑侦部门的侦查—刑审部门的审查—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公诉—法院退卷补充侦查—刑侦部门侦查……这样不断的循环往复，以至现在，时间达2年之多，此案仍然没有结果。其间四被告又相继被取保候审。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在上告屡次有门、领导层层重视的情况下，为什么却迟迟没有结果呢？一种冠冕堂皇的解释：办案者反复侦查、仔细查证，认真负责，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是应该的。

一些办案人员有苦衷：案子本身不复杂，人复杂。

一种黑色幽默：不断循环反复，能锻炼我们的队伍。而公安局的吕新民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长谈私了问题、大谈该所业绩后，强调的是一下子抓他那么多人，负面影响太大，并声称“谁吃饭不掉个把米粒？”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执法？不是为了执法而执法。经济要讲效益，执法也要讲效益。抓一大批，影响不好。”以这位吕局长20多年的公安经验和法律水平来看，“即使现在判打死孩子的是派出所的人，这案子也是不成功的。因为审判条件不足，事实不清：致死原因和责任人不清楚。”到1994年12月24日止，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仍然在干扰案子的判决。一些为案犯开脱责任的人仍然在纠缠法律的空子。定兴县公安局已经搬进更加舒适的办公楼。定兴县城关派出所西南侧的那棵杨树已经长成有用之材。杨家两间小屋空空荡荡、冷冷凄凄。杨母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杨父依然在四处奔波、哀子呼天。夫妻俩债台高筑，艰难地打发着漫漫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