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

世纪末的中国经受着文化转型的阵痛。阵痛过后是新世纪的宁馨儿，还是走不出旧世纪的怪胎、死婴，取决于我们高度的道德自觉和文化努力。我们不能继续在麻木、牢骚和无奈中坐失良机了。

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排，全身心依赖组织安排，孕育了50年代最诱人的果实。

提起今天的社会道德风气，上了年纪的人总会动情地回忆50年代。那时候商店服务员不像现在这样讨厌顾客；大小衙门不像现在这样“门难进、脸难看”；大街上扶老携幼、急难相助者比比皆是；邻居之间、路人之间偶有磨擦也不会一点星火就冒烟……那时候中国人的道德天空像蓝天一样澄澈明净，社会心理似漓江水那般舒展宁静。

经过“文革”10年的红色恐怖后，很多人曾企盼社会回到50年代的状态，却一再失望了。中国社会日复一日地陷入群体性的亢奋、浮躁和茫然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当今世界待人处事、谋生求发展，儿时灌输的那套行为准则用不上了。连不少中老年人也叹息世道沧桑、人情浇漓，真不知该如何做人了！

有基督教学者断言：人类从生理上到道德上都处在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中，所以需要上帝的拯救。笔者对宗教没有研究，宁愿相信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水准的变化与特定时代的经济社会关系有关。50年代有雷锋，80年代有赖宁，90年代有徐洪刚和青年志愿者；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人种并没有退化。问题是，为什么1963年由宣传部门推出的雷锋形象一出现，就立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