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楠

《读书》每发表一篇涉及建筑学的文章，我就感到高兴，因为这肯定了建筑也是一种文化。第九期发表曾昭奋先生写梁思成公的文章，就值得祝贺。其实“阁楼文学”所处的阁楼，不就属于建筑吗？

昭奋指出，当今北京出现了许多头戴大帽子的庸俗建筑，不应归罪于梁公，我很赞成。

《读书》评介梁公的文章，据我记忆，已有几篇，但总感到言犹未尽。

梁公是一位中华奇才，后期遭遇很苦。他的受难，不是由于科学技术问题，而完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他被戴上“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帽子，代表了建筑中“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至今，这个问题还争论不休，影响了对梁公的评价。

梁公受挫，最早是解放初期，北京市考虑是否拆除城墙的争论上，他失败了。随后，赫鲁晓夫上台，批判建筑中的“复”、“形”，竟然牵连到梁公。这以后至今，“复”、“形”之罪，成为定论，谁也不敢沾边。聪明者就以“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乃至“古都风貌”等新语代之，居然通行无阻。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大多数就是“复”、“形”之再现。但梁公却一直背着这两顶黑锅，直至文革期间郁郁去世。

不是置身于建筑界的人，可能领会不到“复”、“形”二帽之压力。在这两顶“永远不得翻身”的帽子下，中国的建筑理论园地始终是有气无力，靠拾人牙慧度日。其实，现在如果重读当时的一些批判文章，就会感到许多强词夺理、似懂非懂的非科学性。应当说，搞建筑学不学些“古”，不复些“古”，不讲究形式，不追求些形式，只能是捆住自己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