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宰制与发声可能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香港文化研究》发表罗永生的《香港后殖民论述再定位》。罗永生在论及“殖民宰制的复杂性与发声的可能”时认为，长期的殖民压迫，以及在政治及经济层面上不断更新和重组的全球性宰制关系，已不断冲击被殖民者的文化再现方式以及自我认同的确立。但将这种殖民主义的影响单向地看成无所逃遁的“东方论述”，似乎封杀了各种文化政治的可能性。殖民开发的历史，以及后殖民世代全球秩序的重组，实质上充满着多向度的文化冲击经验。奴役、迁徒、移居、歧视，通通都包含统治与反抗互相交缠的经验。含混的文化撞击经验，体现在含混、矛盾经验当中的是“殖民——当代”那种单向、单元地同化，整编异类的企图如何失败，也显示出反抗的多向迂回性质和吊诡关系，而其中包含着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争持。维持殖民主义的宰制关系，在于延续殖民主体的塑造。殖民论述的宰制功能，在于透过铸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令后者只能以前者的自我形象的方式被建构起来。要真正破解这种殖民关系，他者的异性就要逃离总体化的知识体系运作的网罗。被压迫、隐没的殖民他者有无发声的可能？罗永生认为，后殖民社会和各流徙社群的复杂文化撞击经验，突显了问题的错综性质，当那些被排挤、遗忘、扭曲的声音争取发言的机会时，发言者就要从争持过程中确立一种身份认同和发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