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海

在我的记忆中最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小时候有一次跟着母亲被洪水追逐奔跑的情景。

那是1927年，我住在阿肯色市，当时我刚9岁。一天，密西西比河上游的一座堤坝决了口，河水泛滥开来。男人、女人、孩子、狗、猫、鸡等，凡是能跑的人和动物，都成群地向着附近的另一座大堤奔跑逃命。

洪水在我们身后奔腾着、呼啸着。母亲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迅跑。她抓的是那么紧，我觉得我的手可能要断了。当时我们真不知道能不能逃脱洪水的吞噬。

可怕的一刻来到了，眼看洪水就要朝我们扑来。母亲猛地加快了速度。她一边跑，一边死死地拽着我，我的两脚几乎离开了地面。终于我们爬上了那又湿又滑的堤坡。这时很多只手一齐向我们伸来，把我们拉到堤上，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财产——衣服、家具和积蓄的一点钱——都化为乌有了。

我们从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1891年8月4日，母亲生于一个姓格特鲁德·詹金斯的黑人家庭里。母亲只念完小学三年级就因贫困而辍学了。

然而，母亲总是乐观开朗，并且总是怀有某种希望。我10岁时，她就到了阿肯色市去当佣人，后来还经常在当地教堂和一些服务性机构中工作。

大家都称呼母亲“格特小姐”。她身体健壮，意志坚强，总是面带笑容，走路挺胸抬头，是一个气度不凡的女性。她饱尝过痛苦、沮丧和恐惧的滋味。她历经磨难而幸存。正是这些造就了她那特殊的人格和尊严。她不再害怕未来的挑战。

我父亲为人友善，但他对家庭没有尽到应尽之责。我6岁的时候，他在一家木材厂的一次事故中被夺走了生命。一年后，母亲嫁给了一个叫詹姆斯·威廉斯的面包店送货人。他是一个好继父，我和他从未发生过口角。部分的原因是我母亲是家庭的主宰。她对孩子实行严格的纪律管束，常用一根鞭子来强化她的教育。有人曾问我为什么不抽烟，那是因为我10岁时曾有一次躲在房后偷着抽烟，被母亲发现了，她打了我一顿，使我铭记至今，再也不敢了。

我们没有钱，但我们并不太贫困。这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明显特点。我从没有挨过饿。冬天家里有暖气，夏天我们就开动那台老式制冰机自制冰激凌。然而，在我的整个童年里，我无时不在盼望我们的处境能再好一点:不要看到到处是肮脏的垃圾，不要看到大人们整日像奴隶般地干活。

那时候，阿肯色市不给黑人提供中学教育的机会。1931年秋天，我上到了八年级，眼看也要开始过先辈们的那种受苦受辱的日子了。

但是母亲下定了决心要改变我的命运，她认为只要你肯努力，无论干什么都能成功。阿肯色市没有黑人就读的公立中学，但芝加哥和其他北方城市有很好的学校。成千上万的黑人不是为孩子在那里能上中学而移居北方了吗?如果我们能攒够火车票钱，我们也能去，但这笔路费对我们家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我母亲的梦想是把她的儿子带到使他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城市里，并且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一旦抱定某种志向，就寄希望于它，为它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1932年6月我小学毕业了。这时我们家连去小石城的路费都不够，更甭说去芝加哥了。但这并没有使母亲发愁。她更加拼命地干活挣钱。堤坝工人营地上所有做饭、洗衣、熨衣的活她都包了，其他的活也都来者不拒。整个夏天，母亲发狂一样地工作。同时我也没闲着。在每天母亲忙不过来时，我就去帮把手，并为50个工人洗熨衣服和做饭。

夏天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们发现开学前还是挣不够去芝城的路费。母亲的梦这一年是实现不了啦。于是母亲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她对我说:“你就一直呆在小学八年级吧，直到我们有足够的钱去芝加哥为止。”她是不想看到我从此游手好闲起来，也不愿让我去卖苦力。为了避免这两种可能，我必须重新上一年八年级。

有人嘲笑我们了。邻居们说我母亲简直是疯了。这孩子将来还不定成什么样子呢，就值得为他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她只是一个劲地干活，攒钱，继续做她的梦。

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母亲从未动摇过她的决心，即使在继父对这样做是否明智也产生怀疑时，她仍是如此。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1933年7月的一天，路费够了!母亲面朝北方——自由的方向注视良久。

但继父仍然想尽办法要把我们留在阿肯色市。他警告说，我们去芝城是走向灾难，到了那里就会失业，冬天就要被冻死。母亲确也深深地牵挂着继父。离开她所爱的男人，带着我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无疑这是她一生所采取的最果敢的行动之一。到了火车站，她的心一定碎了。但当我们登上火车时，她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她爱我继父，但更爱自由，更关心我的教育。

上了火车，我激动万分，心里充满对未来的希望，又有点害怕。我已经15岁了。过去的一切再也不会重演了。

在芝加哥，母亲找到了一个佣人的工作。一年之后，继父也来了，我们重新生活在一起。我上了杜萨勃尔中学，并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到了1942年，我创办一本杂志——《黑人文摘》的计划日臻成熟。但我面前还有最后一道屏障需要跨越:筹集500美元作为发信征集订户的邮费。一家贷款公司说，如果我能提供某种有形资产作抵押，他们可以贷给我这笔钱。

在我的帮助下，母亲买了件新家具。当我请她允许我拿它作担保来贷那500块钱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母亲犹豫了。那是她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家具，她不想失去它。我再三地央求她，想说服她答应我，终于她说:“这事我得和上帝商量一下。”

一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回家问母亲上帝说了什么没有，她总是说:“没有，我还在祈祷。”于是我就和她一起向上帝祈祷。最后，她说:“我想上帝是同意我把它给你的。”

1943年，《黑人文摘》创办成功，我可以做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件事了:让母亲退休，告诉她再也不用工作了。当我对她说，她今后的生活费用完全由我承担时，她哭了，我也哭了。这种获得解放和成功后的激动心情，我在此刻之前从来没有，在此以后也再没有感受过。

从1918年到她去逝的那天的59年间，我与母亲几乎天天见面或者谈话。不管我到了哪里——俄罗斯，非洲，法国——我都至少一天给母亲打一次电话。我在海地出差时的一天，当我走进一个电话亭给母亲打每天一次的例行电话时，我的同事直笑我，但母亲是懂得的。

每逢我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我就给母亲打电话。她总是说:“你会成功的。”

在我一生中最难熬的那一星期，我说:“母亲，看来我真的要失败了。”

“孩子，”她说，“你拼搏了吗?”

“是的。”

“真正努力了?”

“是的。”

“那么，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你努力拼搏了，你就决不会失败。真正的失败是不去拼搏。”

不论是从体魄上还是从精神上说，母亲都堪称一位坚强的女性。我一天不汲取她精神的营养，就一天也过不下去。

(赵新功摘自《世界博览》9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