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涛

大二初夏，室友决定追我的一位女同乡，在图书馆泡了两天，几易其稿，一篇情文并茂的情书出“笼”了，而后面只署着“深爱你的人×××”却无名字，并约星期六下午6点半×路汽车站见。当然这“绝密”级“情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荣任“信使”之职，奔走的结果得到两瓶啤酒的“好处费”。

我的女同乡是一位有着极高回头率的校花级靓女。风闻一年来有3位数的“采花者”遭“刺”。曾蠢蠢欲动的我虑及仁兄们无一得逞，又碍于学校学生会主席的“颜面”而未“妄”动，只好“贼”心不死作壁上观。

又一位“采花郎”，我静等着看热闹。

自情书送达后，室友待我特别好，干什么都拉上我，并自觉承包了饭后洗碗的工作。

星期六下午没课，我洗完澡，换了衣服便等着吃饭，5点半室友便拉着我去了饭堂。扔下碗，棋友前来讨战，我正待厮杀，室友却硬拉着去散步，出门时他没忘了擦皮鞋、照镜子。出了校门，走到车站，室友停下来不走了。我正纳闷他要搞什么名堂，却见我的女同乡朝这边走来。我明白过来，心里嫉妒室友艳福匪浅，这次有“戏”，又恨他拉着我充当“电灯泡”，打算回去“宰”他一顿出气。我欲走开，却见室友跳上一辆停站的车独自跑了，而我的女同乡却径直来到我面前。我赶紧打招呼:“吃过饭啦?出来散步?”

她低着头，红着脸，轻轻地“嗯”了一声。

过来过去的同学不少，熟识的还打着招呼，许多人走过去很远还回过头朝这边张望，我于是提议:“你没事吧?一起走走怎么样?”

我们向前走去。

室友在追她，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保持着相当距离。

她一直不开口，我只好没话找话，问她觉得我的室友怎么样，她瞪了我一眼没回答。

“看了那封信?”我又问。

她点了点头，脸很红。

“那你答应啦?”我醋意十足地又问了声，带着名花有主的烦闷和懊丧。

她的脸更红了，却没有表示。

我很失望便没有再问。两个人默默地走了很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终于开口了:“我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行吗?”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领她走进一家茶座，要了两瓶饮料。

她低着头，偶尔抬一下又急忙低下去。她娇羞紧张不好意思的模样令我浑身不自在，脚在桌子下边没处放便只好往后缩，终于没法缩了，腿却不争气地抖起来。脸上尽是汗，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

两个人就这样干坐着，谁也没说话。

老板看出我们是一对穷学生便走过来要求清帐。

逃出茶座，我推说学生会还有点事，便一起朝学校走去。

到了校园，该分手了，她塞给我一沓饭票说了声“我答应你”便跑了。

我愣住了，她答应我什么?有没有搞错?

过了一会儿，经夜风一吹，我似乎有点明白，也醒过神来。手上是一沓潮乎乎的饭票。

她一定是搞错了!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这样想。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室友怕被“刺”下不了台成为笑料，约了人家却临阵脱逃；而我的女同乡本来对我就有好感，她误以为我送去的大手笔情书实际是我的“杰作”，于是，我便糊里糊涂地有了平生第一次约会。

后来，我的女同乡便成了我的恋人。后来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可到现在，已成家有子的大学室友来信总忘不了向我讨要两瓶啤酒。

你说，我还不还他呢?

(路涛摘自《黄金时代》

199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