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实

1994，《经济学消息报》一采访组历时半月跨洋采访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下了中国新闻史上新的世界之最。

1994年10月关注来自中南海

1994年10月，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一主要领导指定中央有关部门将《经济学消息报》上的一组越洋采访稿整理成文，供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参阅。

11月25日，国务院研究室发给有关领导的一份送阅件加了编者按，上面赫然写着:《经济学消息报》从7月7日起，到11月24日止，连续21期，刊登该报记者对美国12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采访录。现将其中与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摘编如下，供领导参阅。

11月到12月，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参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代表们，都看到了这份对大洋彼岸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采访录。许多代表肯定该采访的重大价值，并且对其中内容进行热烈讨论。

12月初，这次采访的策划者和负责人、《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接到国家计委计划出版社负责人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求将采访录汇编成书。一个月不到，一本散发着墨香的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的书籍以13000册的印数面世，这在理论书籍不景气的今天极为罕见。国家计委主要负责人赞扬该书出版及时，并指示出版社将该书分送中央各领导。

《经济学消息报》是怎样一份报纸?这次对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进行的是怎样的采访?此次采访的意义何在?

西行漫记越洋追寻诺贝尔

国内劳动节庆祝活动进入尾声之际，38岁的《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就率一采访组飞翔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了。

为这次行动，他准备了大半年。他得知，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全世界已有30多位学者获此殊荣，这些西方现行经济学大师，三分之二云集美国。而在他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和新闻界，从没有人采访过他们。不要说我国，就是美国本国的记者要采访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当过总统的经济顾问并且至今仍是美国经济蓝图的设计者——也是极不容易的，更别提在短时间内采访所有的大师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这次定名为“诺贝尔大追寻”的行动，真可谓野心勃勃。

1994年5月4日，美国当地时间上午10点正。旧金山。1976年诺奖得主、本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家中开始接受采访。以此为标志，诺贝尔大追寻活动拉开帷幕。

接下来，十几个日夜夜以继日，他们从旧金山起，辗转圣迭亚哥、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匹茨堡、华盛顿，横贯美国东西，逐一采访了12位诺奖获得者。当月17日，在华盛顿的乔治·梅森大学，随着对经济大师布坎南的友好采访结束，大追寻圆满落幕。

此次大追寻为我国经济学界带回了一批沉甸甸的硕果，根据诺奖得主的访谈整理发表的采访录，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足足刊载了24期，西方经济大师们就人口与就业、通货膨胀、企业改革、管理组织、贫富差距、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发表了详尽的意见和建议。这些看法的重要性立即引起了我国有关领导和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

“采访1分钟，准备10分钟。”西方新闻界的这句格言说明，任何卓有成效的采访都离不开十倍于采访的艰辛准备。此次诺奖追踪的成功正好印证了这点。访前准备采用了我国新闻界罕见的专家署名提问方式，报社广泛发动海内外近百名经济学界的学者专家设计提问，然后报社将他们的提问分门别类，汇总成经济学现状及其发展、21世纪世界经济预测、转轨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及对策等几个大类。采访组正是带着这些云集了我国经济学界智慧的问题飞赴美国的。更令人瞩目的是，回国后发表的24期诺奖得主访谈录上，都清清楚楚落着这些专家的大名和他们所提的问题。在这里，新闻记者没有冒充全知全能的角色，而是让世界东西两个大国的经济学权威们借媒体为桥，进行了一次高层次的对话和探讨。

参与此次署名提问设计的专家有吴敬琏、林毅夫、张武常、刘世锦、茅于轼、樊纲、贝多广等，他们分别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各著名高校以及国家各部委，他们都是当今我国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和成就卓著的学科骨干。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情况，选择出自己熟悉的诺奖获得者设计出提问。

大洋彼岸友善之门在开启

当初，高小勇萌生出越洋采访诺奖获得者这一想法时，他激动不已，然而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在异想天开。

然而奇迹发生了，此次共计有12位诺奖得主接受采访，这个数字几乎是美国尚且健在的诺奖得主的全部。

他们不但接受采访，而且态度还十分认真，十分友好。

采访小组原想，美国人大都很随便。但采访时发现，他们大都西装领带，正襟危坐。1970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1980年诺奖得主克莱因还在领口上打了蝴蝶结。福格尔教授亲将自传赠与小组。萨缪尔森教授将一篇新写的稿子交给他们时幽默地说:“我是很贵的。但这次对贵报免费。”当记者邀他经常写稿时，他说:“我会的，我写文章像喝酒，随时都会酒瘾大发”。莫迪利阿尼教授十分健谈、有趣，他对记者说:“如果你们早来20年就好了，我会更幽默”。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教授，因去欧洲访问，故与采访时间冲突，但他特嘱有关人员让记者把问题留下。他说回来后一定认真答复。

他们创下了空前的记录，他们做到了连美国当地记者都没有做到的事:在半个月的时间采访到了如此众多的诺奖得主!采访结束后，高小勇感谢美方陪同采访的美国国务院新闻总署的官员维金斯基时，他真诚地说:“你不必感谢我，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见到这么多名人，听你们谈话，我获益匪浅。”

是什么力量使得彼岸的这些经济学大师们如此重视此次采访，态度又是如此平和友好?高小勇回答此问题时打了个比方:“美国的普立策新闻奖只授予那些意义很大、难度很大的调查。”

是的，飞越重洋历尽艰辛异国采访，这本身就是难度:当那些美国人得知，几个中国记者远涉重洋的

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西目的，只是为了向他们探求一些使自己国家富强的经济理论时，这种献身热忱本身就足以令他们感动；尤其是，采访小组明白，他们身后站着上百个自己国家的优秀经济学人，记者代表他们提问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自身，超越了报社，超越了国界，走向了开放的世界。而这种意义重大的劳动，当然容易得到彼岸大师们的呼应与回响了。

血浓于水留美经济学人的倾心相助

此次大追寻，得到了一个海外华人团体的全力相助，这个团体是留美经济学会。

该会现有500多人，遍布全美各地，是由我国赴美讲学留学进修人士组成。他们多为专家学者和经济专业博士。此次采访活动中，他们对小组的帮助是巨大的。每到一地，都是他们接机、安排食宿、联系采访，并在采访中担任翻译。

采访小组的亡命精神也给留美经济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吃得差，住得差，干起活儿来却不要命。在芝加哥，他们住的是地下室，厕所就在住房里；在费城，他们住处地毯发了霉；每天，他们吃的是4美元一盒的盒饭和三明治。这对吃惯了米饭的他们相当不习惯，但他们经费紧张，用高小勇的话说:“每一个美元都必须配置得当。”

采访安排非常紧凑，一环紧扣一环，有时一天要采访两个人，常常是一个城市刚结束马上又飞往另一城市，人在夜空中半睡半醒。

从芝加哥飞到波士顿，阿姆斯特学院许小年教授接记者后开车直奔麻省理工学院，撞进1985年诺奖得主莫迪利阿尼的办公室，时间正好分秒不差，但记者们拎箱的手酸痛不已，脊背上直沁汗水。他们的敬业精神感动了留美经济学会的成员们，会长海闻感慨万分地说:“我见了这么多国内来的团体，你们不游山，不玩水，只干活儿，干完了就走。”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帮干事的人!”

在回溯这次追寻的意义时，北京大学经济学专家林毅夫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上所没有的问题，能否用现存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提出解决对策?牛顿说过，‘我看得比别人远，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次的诺奖追踪活动，使我们能有机会同时站在一批巨人肩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追寻意义重大。”

这次采访活动的策划者和负责人高小勇也颇有感触地说:“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睁开眼睛看西方，这似乎已成了定律。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和青年毛泽东都从西方寻找灵感，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西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今，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划时代的转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这个意义深远的时刻，经济学界接轨世界也是必然的。我想，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在这种开放格局中，在我们与他人的互相比较、互相汲取中发扬光大的。为此，我们应该有一种全球意识。”

(张晓然摘自《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