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津通

癌的名声可说是坏到了极点。你看中文的“癌”字，上披病字头，下横一座山，表面则坎坷不平，形象地描绘了癌魔的外形特征。而英文的“癌”字——Cancer，则有螃蟹之意，螃蟹的爪子伸向四处，以此来比喻癌细胞到处浸润，横行无忌。人们望癌生畏，谈癌色变。就是它，每年要在全世界“吃”掉500万人的生命。专家们指出：在今后的20年中，每年将有1千多万人受癌的煎熬，900万人死于癌，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有100多架大型客机坠毁。

在所有的疾病中，唯有癌带给病人心理上的压力、冲击和创伤是最为可怕和最难以忍受的。有的病人因此而恐惧、绝望和精神崩溃，有的病人直接承受着进行性的疼痛和其他肉体痛苦，有的病人在施行治疗后所引起包括残废在内的一系列难以想象的恶果。

那么，癌的恶劣行径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癌在形态上是特殊的，即所谓形态上具有异型性。癌细胞在有丝分裂过程中的分裂间期(或称休止期)较正常细胞短得多，因此多数癌瘤生长极为迅速；又由于癌细胞膜结构代谢组成成分的变化，更使癌瘤呈现“无限”生长的趋势，以致往往使血液来不及供应，肿瘤发生坏死和溃烂。其次是因为癌细胞表面的那些正常细胞赖以粘附在基质上的物质的消失，使得癌细胞很容易从原发部位走向他处，易地生长，即出现所谓癌瘤的转移。再就是癌细胞的代谢也异乎寻常，它不论在有氧还是无氧的条件下，都能对人体的糖分进行酵解，产生大量的乳酸，可使病人出现低血糖。在蛋白质代谢方面，有人曾用C¹⁴标记的甘氨酸注入人体内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这些氨基酸大部分被癌瘤组织所摄取。故病人可迅速出现消瘦、贫血和恶液质征象。明白了这个道理，癌对人体具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很多人都埋怨癌是近代社会招来的恶魔，大有生不逢时的感叹。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医学史告诉我们：公元前2500年埃及的文献中便有了肿瘤疾病的描述；公元前250年希腊学者希波格拉底就首先提出了肿瘤有良性与恶性之分的见解。在我国，2000午前的《周礼》一书中也记载了当时专治肿疡(包括肿瘤在内)的医生，并称之“疡医”。在汉、唐医学家的论述中曾有“茧唇”、“舌菌”的描述，则很象唇癌与舌癌。直至宋代轩轧居士所著的《卫济宝书》中才第一次使用了“癌”字。到了明代，在《医学正传》里便正式有了典型的乳腺癌体征的记录。这些都说明癌瘤确实是古已有之，而并非现代社会招来的不速之客。不过，近几十年来癌瘤发病率在不断增加也确是事实。如美国，1900年癌症在多种死因中只占第7位，1925年便上升到第4位，到1955年则为第2位。日本1920年时，癌在死因中为11位，1955年后也上升到第2位。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如北京市解放初期癌症是第10位以后的死因，到1956年便上升为第5位，而1964年后就与心血管病并列为第1、2位了。审其原因：首先是近几十年来各类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癌症便相对地突出了。其次是当今人们的平均寿命较前已成倍地增长，这样患癌的机会当然也随之增多。但这并不表示现在的中、老年人比以前的同龄人更易得癌。再就是如今医疗保健制度的日臻完善和诊断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早期发现和诊断率。由此可见，癌症发病率的增加，乃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课题。

提及治疗，历史上人们一直把癌视为“不治之症”，所谓“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纵然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等等悲观之说，就是例证。那么，面对癌症的挑战，人类是否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呢?不，俗语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尽管癌瘤霸道十足，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的长足进步，漫漫长夜总有尽头，更何况如今人们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如Ｉ期宫颈癌、乳腺癌、胃癌、食管癌的治愈率目前均已达90％以上；而早期绒癌和早期睾丸精原细胞瘤的治愈率则更接近100％；就连素称无可救药的“癌中之王”的肝癌，其中早期的微小肝癌5年治愈率也可达70％以上。甚至有的癌即使到了晚期也有治愈的希望，如晚期绒癌的5年治愈率，第3期的病例为83％，第4期的也可达53％，当然，有效、合理的治疗方法是一个重要前提。目前国内外学者多主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原则，采取多学科、规范化的综合治疗措施，并强调任何一种一次性、单一性的治癌方法，其疗效都是不甚理想的。同时也不可视手术切除为斩草除根，视后续治疗为累赘，更不可迷恋“单方”与“偏方”。癌症病人在完成初期治疗后，还必须按时随访，这也是肿瘤治疗区别于其它疾病治疗的重要特点。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终将战胜威胁和吞噬着无数生命的恶魔——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