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勤

在云南昆明儿童福利院，只要一提到“老外志愿者”，不管是员工还是那些似懂非懂的孩子，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孤儿院来了个女“老外”

28岁的澳大利亚姑娘凯辛德，中文名张兰，1991年中秋节前，在云南大学学习的她得知昆明有个儿童福利院，便寻觅而来。张兰自己从小失去父母，是养父母把她带大，这特殊经历使她对不幸的孩子更有特殊情感，从第一次踏进院门起，她就把心交给了这些不幸的孩子。

在女婴马丽萍的档案袋里，有这样一份来历说明：“1990年12月17日在重庆开往昆明的85次列车上拾到一名无人认领的女婴，约半岁左右，除随身衣物和一块小棉毯外，别无他物。”小丽萍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眼疾，看不见东西。张兰对小丽萍特别地疼爱，征得院里的同意，她把小丽萍带到她的宿舍精心喂养，并专门请了保姆照看孩子，保姆的工资及小丽萍的费用都是她个人自愿承担的。为了使这不幸的孩子能见光明，她又花了1000多元为小丽萍做了手术，配了副1200多度的小眼镜。在小丽萍能看见东西后，张兰这才把她送回福利院。可小丽萍回去后整天哭闹不习惯，要找张兰妈妈，张兰只好把她再接出来，并请了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姑娘张照芬照看小丽萍，每月付给她400元钱。平时张兰早晨上课，小芬在家带着小丽萍。小丽萍从开始学讲话，就既会用简单的英语与“妈妈”对话，又会用汉语跟张照芬交谈，小芬说：“小丽萍还不时充当翻译呢！”他们三人出去散步，常常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有的人干脆问小芬：“这么漂亮的外国女人怎么会爱上一个带残疾的孤儿，真是不可思议！”是啊，在这个既无血缘关系，又是不同国籍的“家”里，充满着的是情浓于血的亲情和爱意。

1994年7月张兰留学期满就要回国了，但她和小丽萍已经是难舍难分。早在1年多前张兰就想把小丽萍带到澳大利亚抚养，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收养条件》规定，没结婚的她不具备收养条件。张兰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多次写信到澳大利亚，并请她的养父母帮助小丽萍找一家具备收养条件的家庭。几番周折几番努力，今年6月终于为小丽萍办妥了一切手续。7月14日，张兰、小丽萍和她的养父母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

张兰走了，但在张兰的影响下，张照芬默默地来到昆明儿童福利院工作。不久前她收到张兰用工整的中文写来的信：“亲爱的小芬，你好吗？回澳大利亚我一直没忘记你，我知道你是个好工人，我用了3个多小时给你写信。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回来后，马丽萍的养父母不再同意我见马丽萍，我天天都在想她，不知哭了多少回，我真受不了，很想见到马丽萍，也想念你。我现在考虑上大学，学3年护理专业，将来也许还到昆明……

示范育婴室和一对美国夫妇

捷夫·波克，中文名浦哲文，现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学民族史，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妻子白筠温文尔雅，在美国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夫妻俩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来到中国。在云南大学外国专家楼，白筠结识了张兰，也从此认识了福利院的孩子们。这位已经做了母亲的善良女性从此便多了一份牵挂。白筠和张兰结伴去了几次福利院，回家后滔滔不绝地向丈夫浦哲文讲述福利院中的故事，一种强烈的爱心攫住了浦哲文。

和张兰、白筠商量后，浦哲文找到福利院院长周中祥，坦率地把他们的计划构想和盘托出——他准备在昆明儿童福利院办个“晨星教育基金会示范育婴室”，从房屋装修到所有婴儿（几天至8个月以内的）的助养，费用全由他们负责。这可不是一般的助养。周院长又何尝不希望孩子吃好、穿好、住好呢！过去每年政府拨给每个孩子的费用，包括医药、上学、吃穿每月为50元，1992年增加到90元，今年增加到94元。为使孩子有更为舒心的生活条件，周院长带领全院50多个员工办起生产胶水的小型化工厂，用政府投资的20多万元，全院职工轮流到社会上卖奖券的73万元，1990年他们盖了一个两层楼的儿童生活综合区，使孩子们生活住宿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可是近几年来，医药费不断上涨，孩子也不断增多，仅今年截止10月初就收养80多个孩子，其中残疾儿、弃婴又占相当比例。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增多，周院长怎不忧虑。如今遇到了知音，周院长又怎不高兴？他说：“只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不管来自何处，爱心应该不分国籍、种族、信仰之别。”他当即拍板定案，同意浦哲文他们的无私援助。

就这样，从1992年开始，浦哲文先生取得了设在香港的“晨星基金会”的定项援助，以及留学生和他们远在美国的父母、亲属朋友们的资助，共同担负起了福利院育婴室的助养工作。改造装修了福利院6间生活室，取代水泥地面的是全木地板和装有茶色玻璃的铝合金钢门窗。另外还购置了婴儿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大到新式婴儿床、小摇车、冰箱、大容量洗衣机，小到一个针头、一个奶嘴、滴管、尿片，考虑得十分周到。福利院员工少，孩子多照顾不过来，浦哲文、张兰又通过院里想办法到社会上为他们招聘保育员，从开初的5个到现在的17个，每人每月工资250～350元，全由他们主动承担！

浦哲文、白筠夫妇对这些不幸的孩子倾注了无限爱心，经常忙得连自己的女儿都顾不上。一次白筠女士手臂不小心骨折，可当她听说有的婴儿病了，刚打完石膏便不顾伤痛赶到福利院看孩子。

浦哲文特别喜欢一个叫房铁青的上腭裂的男婴，每次来都要抱他吻他，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英文名字Sam，浦哲文幽默地说，Sam是他爷爷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孩子，他笑道：“上帝造人，有好的健康的，有条件差的带残疾的，健全的人有义务帮助残疾的人，因为他们更需要父母的爱。”

在浦哲文夫妇、张兰等留学生带动下，如今，每周一、三、五下午自愿到福利院看望、照顾孩子的各国留学生越来越多，这几乎成了留学生们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爱心之桥如今在昆明儿童福利院已经跨越国界飞架而起。仅今年就有15个中国孤儿被外国夫妇收养，每当孩子和他的养父母离去时，浦哲文、张兰、白筠还有朝夕相处的院长和保育员们，还真舍不得，同时也从心底里为这些不幸中幸运的孩子深深祝福。

“孩子王”康乐道

身高1.90米，英俊直率的荷兰小伙有个与他性格相似的中文名字叫康乐道。他是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欧洲代表，1992年被派住昆明工作。通过张兰，康乐道认识了昆明儿童福利院，从此便与院里的孩子尤其是身体残疾的孩子结下难解之缘。

康乐道住的云南艺术学院地处昆明西郊，离儿童福利院骑车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辆铃不响全身响的永久51型载重车曾是他唯一的交通工具。康乐道平时省吃俭用，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出门也舍不得“打的”，自行车坏了后，他干脆步行到福利院。只要有空，不分早晚，不管刮风下雨他总往福利院跑，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这些孩子，孩子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大个子、高鼻子叔叔。

康乐道对自己很苛刻，但对福利院的孩子却非常大方。他先后拿出几千元人民币到医院为残疾儿唐丽、白宜民做马蹄内翻矫正手术。今年3月又为杨素桂做了手指分解手术和右下肢植皮术。杨素桂住院时，他自己出钱请了位护理员专门照顾她，手术后杨素桂不能下床，他又给她买了一辆残疾轮椅车，当孩子们住院时想吃什么他就买什么。为了不使孩子感觉孤单，他给他们买去好多玩具。当杨素桂出院时，光玩具布娃娃就装了一大袋。平时为了方便带孩子出去逛公园，他还特意买了背袋。今年春节他又买了60双大小不一的旅游鞋，装了一大包，送给福利院的孩子。看到院里人员紧，他自己还出钱到社会上招了两名护理人员专门到院里照看这些残疾儿。被父母遗弃，腹部有伤的盘延安他最心疼，常常带他出去玩，只要康乐道一到福利院，阿姨就逗延安：“你爸爸又来看你了！”其实在康乐道心中，福利院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平里他总爱带着孩子们做游戏，活脱一个孩子王。

康乐道对孩子的爱就像恋人。在他的9平方米的宿舍里，挂满四壁的全是福利院孩子们的照片，桌上镜框里摆着的也是孩子的照片。他喜欢的盘延安长相并不好看，但康乐道还是把他的照片放得好大，装在考究的镜框里挂在屋中央。居室里到处摆放的都是孩子的东西。虽然他常记不住孩子们的中文名字，但每个孩子的情况他却了如指掌。拿出几大本厚厚的相册，随便翻到一页，指着照片上的孩子，他都能如数家珍：“他叫吉米，这是吉米1992年拍的，这是1993年的，这是1994年的，你看他是不是一年比一年长得好？这叫汤姆……”

两年来省吃俭用，耗费大量的精力、财力与中国孩子建立起无间亲密关系，这究竟是为什么？康乐道平淡地说：“孩子出生就应该被爱，被父母爱。当你开始给这些孩子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会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两个“志愿者家庭”

乔治·迈克，30岁，一位谦恭友善，脸上随时漾满笑意的高个青年，他和妻子白灵原在美国匹兹堡一家医院工作。他是一位物理疗法的大夫，妻子是位护士。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朋友口中得知中国昆明儿童福利院有许多身体残疾的孩子，他震惊了。去年2月夫妻俩带着4个月的儿子一起从大洋彼岸飞往昆明，边在云南大学学习汉语，边在福利院为残疾孩子治疗矫正。

在儿童福利院，乔治夫妻俩各负其责，尽心尽职。妻子白灵有6年的护理经验，到院里她就为婴儿班、小班的孩子检查身体情况，配合院医照顾生病的孩子。而乔治每到医院就一头扎到残疾班，帮助孩子做各种理疗、按摩，制作各种矫正需要器械。他们夫妻俩还拿出2000美元托亲属购置各种医用器械。最近，乔治正为一个叫扬扬的小男孩做脚矫正术。每次去，扬扬又喜欢他又怕他。乔治每次都要为扬扬买玩具，扬扬非常喜欢，但只要一见到乔治包里的器械，扬扬就哭：“叔叔，我不做，不做……”这时，乔治就停下来，抱着扬扬用不太标准的汉语逗扬扬玩，打消孩子的恐惧心理后再接着做。不久前，乔治收了澳大利亚青年菲勒浦当徒弟。每次到医院，两人就忙开了，一会拌石膏，一会做模型，满头大汗根本没闲的时候。那种投入，就像是给自己的孩子治疗。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鲍得利一家5口是这支自愿者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家。每当星期天全家就上街采购小食品——花生仁、饼干、水果、糖，每次都是满满的一大包，像要出远门似的。到了星期一，一家早早就作好准备，待鲍得利中午下课回来匆匆忙忙吃完饭，全家就背上包准时赶到福利院。每个星期都是如此，时间再紧，但到福利院看孩子的事是雷打不动的。

每当鲍得利来到院里，呼啦啦一群男孩就围住他，摸他的头，抱他的腿。更让人难以想像的是这位已是3个大孩子的父亲，1.90米的大个，竟十分高兴地让几个残疾儿把他当“马”骑。孩子们一个个轮流爬到他背上，火辣辣的太阳底下鲍得利边跑边转圈，和孩子们一块乐，累得满脸通红，满头是汗。可他却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又从屋里抱出一个球接着和孩子玩。在一边照顾残疾儿的妻子保威迪笑着说：“他就是特别喜欢孩子，他知道这些孩子没有父母，因此，他特别地爱他们，关心他们。”保威迪每次关照几个带残疾的痴呆女孩，抱着她们喂吃的，还帮着打扫整理，像是在家里行使自己的职责。而他们的3个孩子到了院里就往二楼的育婴室跑，对那些弱小的婴儿就像爱护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爱护他们。

在昆明儿童福利院，从1991年至今，这支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志愿者队伍就从未间断过。他们已成为福利院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

还有许多象张兰、浦哲文、白灵、康乐道这样的“老外”志愿者，他们的故事还在昆明儿童福利院里继续着。有一天他们终会离开昆明，离开福利院的孩子们，但那一份真挚的爱心，房铁青不会忘记，盘延安不会忘记，白宜民不会忘记，扬扬不会忘记，儿童福利院所有的孩子，所有的老师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