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刚

“三陪”究竟陪什么

时间：1994年×月×日夜。地点：位于东郊的“金达菜歌厅”。

我们一行9人从两辆“标致”牌汽车下来走进歌厅时并没有暴露身分。这家歌厅是一家礼堂二楼的一部分。十几个人正在震耳欲聋的旋律中疯狂地跳着迪斯科。

领班小姐笑容可掬地把我们带到“小包间”，我们人多，分两个包间坐下。“要不要小姐？”领班开门见山地问。同时她的眼睛朝舞池的另一边望去。我这才发现那里并排坐着七八个小姐。老张冲我会意地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们这儿的小姐是直接进来陪客人吗？”老张问。

“是呀！”领班点了点头。

“那就请过来吧？”

领班莞尔一笑，转身走了。不一会，一位小姐端来了酒水和果盘。随后，两位小姐款款走进我们的包间，动作有些忸怩。其中一位显得拘谨，从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内心的不安。她不好意思地坐在了我的身边。

我开始与这位小姐攀谈，尽量显出随意。“你是哪儿人？”“我是牡丹江的。”“家里有几口人？”“人口挺多的，兄弟姐妹共5人，我是老小。”“来北京多长时间了？”“刚来一个星期。”“为什么来歌厅干陪酒？”“我高中没毕业就工作了，在商场当售货员。我的一个同事先来的北京，说这里不错，我也想来北京看看，就来了。”“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干这个吗？”“知道。”“你每月能挣多少？”“老板说每月开500。”“有小费吗？”“那要看您了？”“你陪客人喝酒唱歌，不觉得有失身分吗？”“还不觉得，挣钱呗。”“你今年多大？”“23啦。”“有对象吗？”“没有。”“为什么不找？”“我想再干两年，回老家再说。”她的神态有些不自然，看得出来是个新手。“点首歌吧？”她问。“你喜欢唱歌吗？”“爱唱。”她在歌单上选了一首朝鲜语歌曲。等了一会儿，走到吧台去记帐，然后拿起麦克风唱起来。

另一位小姐也在跟我们的人交谈，她大约看出我们与别的客人有所不同，不敢贸然露出轻佻的举动。不过，看她的样子也不像歌厅“三陪”老手。

一曲终了，跳舞的人纷纷退场。几个男客由小姐陪着回到各自的包间。我起身绕着歌厅走了一圈，发现有两个包间的小姐已经倚在了男客的身上，一边喝酒，一边嘻笑着。老张也在注视每个包间的动静，他朝一个包间使眼色，示意我看一下。只见包间里的一个男士一只手正拉着小姐的手，另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十分亲呢地说着什么。我的眼睛恰好与这位色迷迷的男士的眼睛对视着，但正沉浸在欲望享受中的他，毫无顾忌。

不能让后面的事情发生了，老张捅了捅小王。交换了一下目光，径自走到了吧台，亮出了证件……

在来“金达莱”之前，我们暗访了崇文门饭店二楼的开城酒楼，在KTV包间当场抓住了两个“三陪”女，审讯时她们同样支支吾吾，可见所谓的“三陪”实际上都有些见不得人的行为。

北京市文化局文化市场管理处张副处长对我说：“大量的事实证明，‘三陪与色情服务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检查的情况看，‘三陪已发展到‘多陪，搂抱抠摸已司空见惯，甚至有在KTV包间里发生性关系的现象。今年1月，市公安局在检查一家色情服务场所时发现，12名‘三陪小姐和7名男客兜里装着避孕套和‘春药。此外，小姐‘傍大款，被客人带出去过夜的现象也有发生。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鸡”怎么“钓鱼”

时间：1994年×月×日夜。地点：××号司。

“号司”，英文翻译过来的词，类似酒巴，也类似歌舞厅，或者在两者之间。早在半年前，京城喜欢过夜生活的人便传说×ד号司”是“鸡”窝。“鸡”，北京人对暗娼的蔑称，多是富有青春气息的青年女子。“鸡”与平常女子外表看没有什么不同，除非风月老手便能一眼发现其特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鸡”都能心领神会，双方通过暗示，一拍即合。

“鸡”在“号司”不过是“亮相”，黑话叫“钓鱼”。说白了就是寻找嫖客。真正成交，不在“号司”，而是在宾馆饭店或其他场所。“号司”是喝酒、聊天、唱歌的地方。

头几次到“号司”，我都是充当蹭客。有两次是随公安的便衣到这儿来“蹲坑”，一次是一位大款请客。耗到半夜，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当然注意到几个疑点，知道某个坐在那里抽着烟听着歌的女子是“鸡”，但这只是出于猜断。

这次是独行。目的是想看看“鸡”是怎么“钓鱼”的。

坐在二楼的“吧椅”上，我悠闲地抽着烟。楼下的小舞台上，有一对男女在唱一首港台情歌。这二位下去了，换上来一位漂亮小姐，她唱《哭砂》，唱得有点味儿。下得台来，她恰好挨到了我的身边。

她的眉毛修得很细，嘴唇抹得很艳，动作和说话的语气很随意。

“老板，您旁边的位子我能坐一会吗？”显然，她把我看成了大款。敝人的富态相，常常使人产生错觉。“可以。”我打量了她一下。她的年龄不会超过25岁。模样并不出众，在“号司”昏暗的灯光下，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显得很疲惫。“要点什么吗？”我打肿脸充胖子地说。这里任何饮料都是外面价码的几倍。“来杯可乐吧。”她淡淡一笑。我暗自庆幸她没点“人头马”，遂冲服务小姐招了招手。“您自己一个人？”“嗯。”我点燃一支烟。“这儿，常来吗？”我问。“当然，我是这儿的常客。而您却第一次看到，您不常来吧？“在哪儿上班？”“嗯。您问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没一定。”“陪一次客给你点多少T？”“那要看是‘美子，还是别的什么。”她说话很在行，连“美子”（京城新俚语：美元）都知道，显然不是“雏儿”。“你的买卖在哪儿？”她抽了口烟问。“我的买卖在爪哇国。”我笑了。“老板这么年轻，买卖就开到国外，一定很有钱了！”她轻浮地把手拍在我的胳膊上，我的身体不自然地向后闪了一下。“你这样放得开，当着这么多人，不觉得难为情吗？”我低声说。“呦，大哥一定是刚从国外回来吧。这还难为情？这有什么呀！”她咯咯地笑起来。我试探地问：“如果你今晚上跟我到宾馆，愿意不？”“当然，能跟你这样有财有貌的老板共度春宵，是我的福分。”她说得极为轻松。“你是本市人吗？”我问。“不是。我的老家是东北。”“来北京几年啦？”“3年。你干什么，查户口吗？”她又咯咯地笑起来。“老板，我们喝一杯吧。”她把手里的烟蒂掐灭，作了一个举杯的动作。

我知道，她要开始一点点地敲我了。凭我的月薪，也许不够她敲我一瓶洋酒的。我也知道，假若我有钱又有意顺此发展下去，这“鱼”便算上钩了。

我找了个借口，躲开了她的进一步纠缠。我再次打量这个“鸡”时，心里漾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她才20出头啊！20出头的风华少女便干上这行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

更令人悲哀的是，京城的“鸡”目前并不少见。

卖淫者，当然是为了挣钱。从已经收容的有卖淫行为的“三陪”小姐的交待中得知，“三陪”小姐在歌厅的收入主要靠小费，小费一般从200到几千不等。如果陪客人“出去”，价码会更高。“出去”是一种“门里话”，即客人带“三陪”小姐过夜，其实就是卖淫。

记者在某歌厅调查“三陪”现象时，一位来自四川的“陪姐”毫无顾忌地反问：“‘三陪有什么错处？你们干什么要断我们的财路呢？！”最初以为她是跟记者开玩笑。事后从另一位“陪姐”那里得知这位小姐曾在海南干过“黄色娘子军”，由于染上性病，才来到北京的。“陪姐”之间时常是在发生矛盾时才会互相揭短。据一位小姐揭发她的同乡，说那同乡今年20岁，干“三陪”不到一年，已挣了5万元，但是现在性病缠身。

但引诱小姐卖淫的首先大都是黑心的歌厅老板。

来自安徽的20岁的陈小姐对我说：“好多待客的方法都是老板教的。比如，他不让我们穿内裤，不让我们戴乳罩等。这意思不是很明白吗？客人搂了我们摸了我们，给了我们小费，但真正赚大钱的是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