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尚逸

天津学艺

父亲出生在安徽的一个贫苦农庄，兄弟姊妹众多，祖父独力负担养家活口的责任，很是吃力。一天夜里，祖父把父亲从床上叫醒，以无奈的口吻对他说:

“为父的实在养不起这个家，我已央邻家的二牛儿带你去天津当学徒，明儿就走。赶快让你娘帮你打包袱!”

翌日，父亲在祖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目送下，随着二牛哥到天津学艺。

二牛哥在天津一家颇有名气的玻璃店做伙计，带父亲去见店老板，老板允诺让他留在店里见习。

父亲进入玻璃店后，每天天未亮，就起床打扫店铺、烧开水、替老板娘倒尿桶；晚上帮忙打烊，整理帐册，多半要弄到大伙儿都睡着，他才去歇腿。白天招呼客人、送货、补货……忙得不可开交。

“每次师父叫我歇会儿，停些喘，我都直觉地以为师父是暗示我干得不够劲，于是干得愈卖力。”父亲一直称呼店老板为“师父”。

“也因此，不只学透了玻璃业的精髓，更赢得师父和师娘的信任。”

来到台湾

1947年夏天的一个黄昏，父亲的师父——店老板，把父亲喊到帐房内，表情庄重地告诉他:

“时局不稳，我想让你先到台湾去落脚，玻璃、铁钉等材料，你挑些运去；开张的资金，我也帮你张罗妥当。将来有钱赚，我不会亏待你的，赶快准备去!”

“师父，我恐怕不能胜任。”父亲惶恐地回答。

“你在我店里好多年了，我不会看走眼的。”师父坚持他的决定，“况且我可能随后就会赶去台湾和你会合。”

“那我先去台湾打点，等师父和师娘来。”父亲说。

那年冬天，父亲带母亲和当时尚抱在手里的哥哥，乘船抵达基隆。玻璃、铁钉等材料也陆续运抵台湾。

玻璃店在基隆开张，父亲日夜盼望师父和师娘早日来台接管店务。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师父和师娘却始终没来。

师恩难报

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来台，建筑工事大兴土木，物资却非常缺乏，父亲携来的材料成为奇货可居，他又是此业高手，生意自然愈做愈旺。后来把玻璃店迁到台北市，又在板桥盖玻璃工厂大量生产，钱真是赚多了。

父亲从不认为赚来的那些钱是他的，他认为那些钱是师父的，总是准备着随时要还师父。

他不嗜烟酒、不沾赌博烟花，也没什么消遣嗜好，只有喝劣等茶叶，算是最大的享受了。赚的钱统统买土地或房子，他说:“买房地产最便利了，只要师父和师娘一到台湾，我去地政事务所办个过户手续，把我的名字过到他们的名下就行了。”

也因为父亲一直认为这些他买进的房产，统统应该属于师父和师娘所有，所以40几年来，我家没卖过一块土地或一间房子。

1952年左右，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一个消息，说可以从台湾通过香港方面，汇钱进入大陆。父亲高兴得一整晚睡不着。

第二天中午，父亲写了几个字“临时有事，暂歇半天”，贴在店门上，吆喝全体员工到餐馆大吃一顿。席上，据店里的老张说，父亲不断地说:“终于能把钱寄给师父和师娘了!”

母亲也说:“这是从我们来台湾之后，第一次看到你爸喝酒，并且还喝了半瓶红露。”

情结难解

1977年，父亲终于收到他的师父辗转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说，从1952年开始，每年都收到父亲从台湾汇去的钱，一一列出，以供查对，师父并说他没有看错人，要我们保重身体云云，且说他和师娘总算熬过了文革的痛苦……

父亲颤抖着手，持信阅读，泪流满面，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从他的抽屉内取出，默默阅读。

我家的双门电冰箱已经使用超过10年了，不仅冷度不够，有时还会断电，母亲提议要更换一个新冰箱。没料到老爸马上否决:“这个电冰箱是用师父的钱买的，丢掉它，万一师父和师娘来了，怎么向他们交代?”最后，母亲和我费尽唇舌，父亲才极为勉强地同意买新冰箱，但条件是:新冰箱必须买小的，以免“浪费”师父的钱。

1981年冬，从大陆那边传来消息:父亲的师父去世了。

听到噩耗的父亲，立刻放声痛哭，悲恸之切，只能以“如丧考妣”来形容。事实上，父亲常对人说，他有三个父亲:生父、岳父、师父。

从此我们家的神桌上，多了一座“神主牌”——父亲的师父的神位。

老师父去世，父亲唯恐师娘生活欠缺照顾，汇钱更多，次数更勤。

近乡情怯

我们家人早已听熟了父亲讲他当年学徒时，师娘如何待他好:晚上曾替他盖被子，他去倒尿桶时，师娘有时会偷偷塞给他一个小铜板；有一年围炉，师娘竟然夹了一只大鸡腿给他……

父亲总是这样说:“要不是师父和师娘给我一口饭吃，我能活下来吗?要不是他们给我磨练干活，我哪懂得玻璃是圆的扁的?若不是他们信赖我，我还能有今天?饮水要思源，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的好。”

解严的前两年，父亲听人说，岛内已有些人设法溜进大陆探亲了。

于是父亲便开始吵着要到大陆扫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师父的墓，更重要的是，他听说师娘病重临危，想亲往探视。这时父亲已结束事业，身体不佳，不良于行，但他仍执意希望到大陆探视师娘的病情。

不久，我陪拄着拐杖的父亲飞赴香港，准备进入大陆探亲、扫墓。

料不到，不知父亲是否近乡情怯，抑或有其他原因，竟然不肯和我进入大陆。

“那您至少跟您的师娘通个电话吧?”我想既然来到香港，师娘家也有电话，拨个电话，听听她老人家的声音，或能免除父亲的思念之苦。

我拨通电话，把话筒交给坐在身旁的父亲。只见他双手颤抖，发不出声音，竟把话筒抖落到地上，他再拾起话筒时，却挂上电话，说:“我还是不说话的好。”

我和父亲返回台湾，大约过了半年，大陆那边有消息传来:师娘病逝。

父亲和母亲又再一次“如丧考妣”，办理师娘的念经超渡法事，当然我们家神桌上的师父神主牌上，又加上了师娘的姓名，父亲每天早晚必定焚香祝祷，行礼如仪。

办过师娘的法事之后，原本有病在身的父亲，身体状况更是每下愈况，又患上了轻度老人痴呆症，有时会有些昏迷的现象。

1991年2月间，一个酷寒的清晨，医院对我们发出父亲病危的通知，并暗示我们准备后事。依照习俗，我们把父亲运回家里，让他在自己的家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个“穷”家出身的学徒和“钱”家师父的故事，出现在今日人心不古的社会，实属不可思议的“传奇”，但却是我家活生生的真故事。

(蔡纪新摘自《海外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