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英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有姥姥愁苦失神的目光和揭不开锅时的阵阵饥饿感。

孩子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对我来说都是不可企及的梦幻。父母在我呱呱坠地不久，便各奔东西，我只有跟着姥姥。从记事起所受的一连串磨难，铸就了我倔强的性格——艰难的生活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我在中学里异常勤奋，不断地努力，凝聚着改变自身命运的爆发力。

“苦心人，天不负。”1989年，我如愿以偿得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开学那天，我怀揣着姥姥变卖首饰所得和乡亲们凑集的300元钱，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村口和亲人们告别。姥姥祥和地微笑着，泪水却止不住地在她苍老多皱的面庞纵横而流……我跪下去，端端正正叩了个头，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揪心的疼痛使我咬破了嘴唇，鲜红的血和着泪水沾湿了姥姥树皮般粗糙的手……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我和姥姥的永别。

1990年元旦前夕、一封“姥姥病危速归”的加急电报像晴天霹雳震得我几乎猝死一般。当我跌跌撞撞带着一颗痛苦欲绝的心赶回家时，一层黄土已把我和姥姥永远地隔开了。冰冷的黄土，呼啸的寒风，并吞着深沉的夜色。我伏在姥姥的坟头，拼命抠着硬土，斑斑苦泪和嘶哑的哭喊多么想招回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啊!

18岁的我，臂上缠着黑纱，锁上我和姥姥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老屋的门，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活下去，活出个样子来!要对得起亲爱的姥姥!回到学校，我终于打点起悲痛，默默地开始孤独的人生奋斗旅程。

学院坐落在郊区，四周有大片大片的麦田和菜地。我没有任何赚钱的门路，只有出卖体力了!虽然18岁的女孩不该也不适宜干重体力活，但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退学!助学金和奖学金都是有限的，而倔强的性格和极度的自尊又不容我成为一个被同情的角色(我谢绝了许多好心的朋友和同学为我的捐款)。我相信，我有能力供养自己——我不在乎衣衫褴褛，也不奢求一个月可以吃上一顿有肉片的菜，我只要能够延续我苦苦追求的学业!

于是，麦子成熟时，我顶着骄阳步行去3里外的村庄，一家一家地询问:“你们需要劳力吗?”那时，许多农民都进城作生意了，我很快便与几户订好了合约:替他们收割成熟的庄稼。

大片大片成熟的金黄的麦子在我身后倒下，铺成一种灿烂的远景，手臂被尖尖的麦芒划出无数红色的小口，大颗大颗的汗珠滚落于脚下的泥土，吱吱地响着……

为了替菜农运菜上市，我还学会了蹬三轮车。呼啸的西北风，冰冷而坚硬如刀。我呼出大口大口的白气，奋力蹬车，短短的黑发迎风而舞，身后是路人好奇与不解的目光——是的，谁会理解一个青春正好的女孩子有着这般深刻的苦难?!那时，我甚至相信我是为苦难而生的了。

假期到了，我事实上已无家可归了。几乎是疯了似的超负荷运转:白天，在风中、雨里、烈日下，去街头擦皮鞋、扫街道、清除杂草、搬运垃圾，甚至去工地帮工……凡是我能够找到的活儿，我几乎都毫不犹豫地承揽下来；晚上，我帮图书馆的老师们抄写卡片，给其他老师查抄资料，或者临时照看小孩、陪侍病人，几乎天天干到深夜。

这些劳动使我很疲累。终于有一段时间，我倒在床上站也站不起来。但我没舍得去看医生，因为口袋里的每一笔钱都有严格的预算!

当我升入大三的时候，专业课程日益加重，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我继续大一、大二繁重的体力活。当时我已通过了国家教委的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凭着烫金的证书，我终于找到一份称心的家教工作:给一个很可爱的初三女孩辅导英语。

家教地离学院很远，但酬金丰厚。当我一个人走出那长长的小巷拐上大街时，昏黄的路灯下，唯有忠实的站牌静静地挺立着，为我迎来最后一班电车……

这段日子，我正在一家大公司实习。特别的人生经历使我懂得:人生活在世上，最大的财富乃是具备一种自强自立，奋斗不息的精神。当公司老板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来”时，我委婉但坚决地谢绝了:大学四年的磨练，使我不甘平庸的心灵已无法接纳轻易而来的安逸——我已决定一候毕业即去南方，到那块热土上去寻找青春最瑰丽的坐标……

(李月霞摘自《当代青年》199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