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　山

来自密执安州的科莉特·韦伯斯特将青春抛洒在战火纷飞的波黑地区，成为第一个死于波黑内战的美国志愿人员。

曾经有人提醒她在波黑要处处小心谨慎，因为狙击手就隐藏在街道对面的大楼里。但是科莉特·韦伯斯特并不是那种总考虑个人安危的人。当她告诉父亲:自己要作为一名志愿医护人员前往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时，父亲不无惊讶地说:“你干嘛不去肯塔基州?去和山里的人们一道工作，积累经验，而去那该死的战区?”但是去肯塔基并不是她所选择的道路。

年仅27岁的美国妇女科莉特·韦斯伯特是这样一种人，她自己选择的事情，不论结果怎样，她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她在抵达波黑，并在被战火笼罩的莫斯塔尔市的战地医院工作9个月之后，这位美国妇女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时，她也找到了男朋友、一个名叫肖恩·瓦特彻的英国摄影师。

去年9月27日，科莉特和肖恩一起爬上莫斯塔尔市西部防御地区的一座被炸弹毁坏的楼顶，去照料一名受了伤的克罗地亚士兵。后来肖恩去大楼另一侧拍照，大约下午4:30就在肖恩返回时，一个穆斯林狙击手用火箭筒从窗户外发射了一枚炮弹，一股热浪把27岁的肖恩掀回门口，他受到巨大的冲击，而弹片却穿透了科莉特的肚子。

几个小时后，就在她志愿工作的莫斯塔尔医院，在极其可怕的战争冲突中，科莉特·韦伯斯特成为第一位死于波黑内战的美国志愿医护人员。天主教牧师、斯沃普·克罗杰里克神父非常了解她，在她遇难后讲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说:“她是个充满爱心和乐于助人的人，她无法忽视别人的痛苦。她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科莉特来自密执安州森菲尔德市的一个爱尔兰后裔的天主教徒家庭。她本人并不是少数民族，与南斯拉夫也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很平静。1992年1月，科莉特在森菲尔德开了一家“科莉特综合商店”。科莉特制做的独特的黄棕色蛋卷、小薄脆饼和巧克力点心吸引着顾客。

但是到1992年秋，商店经营亏本。在困难重重之时，科莉特成了一个来自萨拉热窝的高中学生的朋友这个学生被父母送到美国，让她远离战争，她向科莉特谈起了在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共和国进行种族清洗的罪恶。“听到孩子们在他们母亲面前被处死和怀孕妇女遭受强奸，科莉特受到巨大震惊。”她的生母、佩吉·韦伯斯特说。

尽管她的家庭没有人做过志愿工作，但是科莉特对事情总是很敏感，也充满了同情心。在家里3个孩子中，她排行第二。科莉特从小与哥哥克里斯托夫和妹妹卡米一起生活在森菲尔德市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小时候，科莉特是个非常害羞的孩子，部分原因是因她的慢性牛皮癣而使她容易受到别的小孩的嘲笑。也许正因为此，她的继母科·韦伯斯特说:“科莉特有一种深深的怜悯感觉，如果你有她喜欢的那种情感，她就愿做你的朋友。”

1992年10月的一天，她到父亲的办公室，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但我只想让你听我说。”开始，约翰对她去波黑的计划表示怀疑。他说:“她总是突如其

科莉特·韦伯斯特曾说过:“孩子们总是最艰难的。”她成了孩子们的天使。此照片就是她的未婚夫肖恩拍摄的。来地想到一些事情，但通常又无法付诸实施。”然而，这次就不一样了。科莉特用六个星期的时间接受紧急救护训练，并阅读了她所能找到的有关波黑的书籍。约翰回忆道:“在去波黑之前，她非常努力地学习了几个月。”1992年底，她签字将她的商店的股份和房子转让给别人。

1993年1月3日，带着500美元现金和500美元的旅行支票，她飞往克罗地亚共和国首都萨格勒布。尽管她家里人为她担心，但简说:“我们都为她感到自豪，因为她确实做了想做的事情。”一位熟人建议她去距莫斯塔尔15公里的一个小镇，因为那里需要紧急帮助。科莉特采纳了她的建议，与克罗地亚基地的一个救济机构取得了联系，并在那里的孤儿院、医院和难民营工作了5个月。在给约翰和简的一封家信中，她写到:“这里每天的生活都一样，每一件事都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这里每度过一天都值得庆贺。”一次她给父亲打电话，说:“你听，爸爸。”接着便拿着电话听筒对着窗外隆隆响的坦克声。

科莉特为孩子们所处的困境所伤感，这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孩子们。她带着用两支弹壳穿成的项链，是难民营的一个孩子送给她的。和科莉特一起工作过的南希·贾林内克回忆说:“她喜欢孩子们围在她身边，不管他们的种族。她搂抱孩子，就是孩子们身上有虱子，她也不在乎。”科莉特自己身上也传上了虱子。具有同情之心并非科莉特的唯一优点。和她在一起的救护人员杰夫·里德说:“她知道怎样处理事情。新来的志愿人员都请求她给予指导，了解有关情况。”

去年初，一位名叫伯纳德·博拉的克罗地亚救护人员问科莉特是否能开大货车去波黑中部送物品。他说:“这虽然并不危险，但道路很难走，要穿过7000英尺的高山。”她说:“我可以，没有问题。”后来，博拉了解到科莉特从来没有开过那种大货车，单独走过那种复杂地形。但那次，科莉特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然而，科莉特从不愿介入战争引发的政治纠纷之中去。她曾离开过一个救援机构，据她的朋友、一个来自英国的救护人员马丁·特里说:“是因为该组织是由克罗地亚人控制的，只为自己人服务，而她想帮助所有的人。可是机构里的一些克族人非常反对穆斯林，对此她无法接受。”

当去年6月，科莉特回家为她上高中的妹妹、卡米过17岁生日时，家里人发现了她的巨大变化。她的姨妈辛蒂·兰蒂斯回忆说:“科莉特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自信、知识渊博，而且内心充满了喜悦。”亲朋好友们也注意到:科莉特预料到自己会死的，万一不测发生，她还为自己的葬礼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我请她等一段时间再回去，而她却说，‘我非常想念那边的孩子。”她的母亲佩吉说。

6月底，科莉特飞往英国，在那里和肖恩度过一周时间，她是5月与肖恩相遇的。他们很快就一起回到战争前线，并在离莫斯塔尔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他们那间快要坍塌的房子成了不同国籍朋友的聚会地点。特里说:“科莉特就像我们的姐姐和母亲。如果我们中有人外出，总要确保能安全返回，她才同意。”

9月26日星期天，科莉特感觉特别好，因为她刚给在莫斯塔尔的一些士兵转送了自己做的苹果饼。不久，她就开始了那项使她最终牺牲的使命。当被炮弹击中后，她躺在那儿，肠子不断地往外流。据肖恩回忆，当时她往下看了看自己，并平静地说:“我活不了啦。”她还说:“告诉我妹妹，我非常爱她。”她最后说到:“擦掉我眼角的血。”此后就什么也没有再说了。

去年10月，肖恩和科莉特的3个好朋友从波黑飞往密执安，按她生前的要求，把她的骨灰洒在她从小生活过的农场。科莉特在莫斯塔尔医院的同事们给约翰·韦伯斯特发了一份电报说:“你把科莉特交予了我们，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她爱我们。”

与此同时，充满恐怖的战争还在继续着。肖恩和科莉特的其他朋友一起返回了波黑，他还将科莉特的照片编辑成一本书。“如果因为科莉特的死我们就不去那里，她将会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伤心的，”马丁·特里说。当然，科莉特的家庭仍沉浸在悲痛之中。简·韦伯斯塔说:“值得庆幸的是:当她去世时，还有人和她在一起，他们了解她、爱她。”对于科莉特的家庭成员来说，她的故事是意味深长的，他们永远怀念她。

(路德维、晓雨摘自1994年2月18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