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

你可以不卷入战争，可以不过问政治，甚至可以不事生产，但你不能不关心环境，除非你拒绝生存。

后代会对先人起诉

1992年的秋天，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通过了执政党的政治报告，保护环境被列为十大任务之一。

有人说，这是绿色政治的萌芽，也有人说，这表明中国的环境恶化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老外们好像格外敏感。他们担心，12亿人口的发展热会加速中国生态系统的解体。

地球另一端的西方人似乎特别关心中国的二氧化硫和温室气体排放，他们知道，中国和他们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屋顶。

东边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更加着急。据说，日本人耗资102亿日元为中国修建环境监测中心，是担心中国的环境恶化会殃及他们的城池。那么生息于其中的中国人呢？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园。

1674年，一个名叫瓦特的英国青年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从此撩开了工业文明的序幕。近两百年后，一支英国船队又把这一新文明用枪炮轰进了古老的中国。从此中国人心中植入了一个工业化之梦。这个梦是和着创痛和耻辱种下的。受工业文明的刺激愈深，对这一文明的向往愈烈，赶超愈切。当中国大陆结束了内战，建立了国家，中国人便以十倍的热情，把建立中国工业体系的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引进了工业文明的生产体系，也引进了工业文明那无视自然的傲慢。

这种傲慢与中国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政治色彩交织在一起。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展开了对自然的讨伐。当古老的土地上矗立起座座厂房，我们是那样欣喜地去描画那如林的烟囱和滚滚的黑烟，那样热情地讴歌那黑色；当小高炉需要木炭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砍倒那一片片树林，包括屋旁的小树；当罗马俱乐部的教授忧心仲忡地提出“增长的极限”，我们正以气吞山河的豪情，把500里的滇池和800里的洞庭湖填去一半。

我们引进了工业文明吞噬资源的生产体系，却没有引进利用资源的市场机制。西方技术体制与苏联式的计划体制相结合，是近30年中国工业的主要特征，这种结合的苦果便是效益低下。效益低下意味着单位物耗超常。为达到同样的产出，我们要比别人消耗更多的资源，排出更多的废物。效益低下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从而延滞着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城市人口的转变。人口结构转变的滞后加剧了人口规模的膨胀，人口膨胀又形成对生态环境的超常重复。

当我们经过30年的教训和十几年的摸索，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位置，当我们重新振奋，开始新一轮的发展热，我们发现，历史已给我们留下了环境恶化和人口膨胀这两份遗产。

这遗产规定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空间。

——中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世界平均值的1／8；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4。

——南运河枯竭了，北运河受到污染，全国的湖泊在40年里减少约500个，长江正在变成第二个黄河。全国有18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40个城市严重缺水，几乎所有的水域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

——建国初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40年里已降至12％，每年平均新形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000多万亩。耕地每年减少700万亩，草原每年以130万公顷的速度退化。水土流失的总面积达15000万公顷。

——197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仔细查阅了卫星拍照的照片后，惊异地发现占地43.2平方公里的本溪市竟从中国大地消失了，是黑色的烟尘吞没了本溪。

——中国的工业粉尘和煤烟年排放量2000多万吨，工业二氧化硫116万吨，被称为空中死神的酸雨严重威胁着长江以南的许多城市。

中国的环境污染已达到发达国家50、60年代公害泛滥的程度。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60亿元，相当于8次唐山地震。

人的寿命通常要比环境灾难的周期短。摧毁环境的人往往看不到后果表现出来的时候。如果说破坏环境是人这个物种的自杀，那么这种自杀过程是在代际间完成的。

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谋杀！

谁说你不能改变地球

耀眼的广告，眩目的商品，跨国的电影电视……。西方人和日本人将生产线、技术、小汽车、消费方式一起倾倒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以传统工业文明的眼光看来，接受西方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洗礼，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必然而又必要的一环。然而当我们进入绿色文明的视野，却不能不问，这种以高消耗高污染为基础的消费方式是否合理；不能不想，我们这块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土地，能否承受得住这种消费方式所施加的重负？

发达国家消费全世界能量的75％，商用燃料的79％，木材产量的85％和钢产量的72％，而且，工业发达国家还占二氧化硫排放量的3／4，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是靠耗竭全球大部分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来支撑的。这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在若干年前还被认为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凭证，然而愈来愈多的人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是造成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的祸根。也有愈来愈多的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理想提出了怀疑。一出未来剧，说的是某个享受着现代化设施的人，不得不穿着防紫外线衣戴着防毒面具，靠花钱买新鲜空气呼吸。没有树，没有鸟，没有其他生物……他感到了死寂，感到了恐惧，感到了懊丧。对黑色消费方式的批判和怀疑导致了以绿色为标志的生活革命。

这场生活价值革命首先要求人类自身对消费方式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节制。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把消费方式限制在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源方式。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低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与之相应的是“适应消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没有获得发达国家总体高消费模式的能力，而是没有足以支撑这种高消费模式的生态环境。除非我们为了一代人的享受不惜将后代的家底荡光。

绿色的生活当然不仅仅是节制。

我们有理由过上好日子，又有责任保护环境，于是，我们最好去寻求替代消费，即寻求那种低污染低消耗的、又能提高生活水平的产品。

慈禧太后没有使用过电冰箱和空调机。如今，电冰箱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空调热方兴未艾。

但制作冰箱和空调所使用的氟里昂会破坏臭氧层。各国为拯救臭氧层签定了《蒙特利尔协定》。我国也在《蒙特利尔协定》上签字，表示最迟在2001年停止使用氟里昂制冷的产品，它的功能较之有氟电器不尽如人意，但它的改进需要对这类电器的需求刺激，这需求来自政府，也来自公众对无氟电器的支持。毫无例外，公众对绿色食品的需求，能够带动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的发展；公众对洁净水的需求，也会加速各类净化水的投产。

每个消费者都在改变着地球。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方式会刺激绿色市场；绿色市场又会刺激厂家追求绿色利润，其结果便是更多的净化工艺和更多的绿色食品。

我们无法超越资源的有限，但可以延续它的寿命，通过循环。北京每年排放的废污水，如果全部加以利用，正好相当于每年新建一座密云水库。美国近千万个家庭将垃圾分类回收，已利用的资源每年达数十亿美元。回收再制的产品，包括纤维制品、洗涤剂、人造木材和肥料等。在世界许多地区，“recyle”即再循环，已成为小学生和市民皆知的的绿色常识。显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的事可做。

过去显尊示贵的珍稀裘皮，现在在许多国家里成了耻辱的标记。野生裘皮市场受到绿色运动的冲击。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野生动物依然被当作显示尊贵的佳肴，山珍海味已不算气派，珍禽异兽才够排场。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饮食文化，中国人什么都吃，什么都敢吃。看来，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并非只是环保部门的责任，它与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方式息息相关。

漠视自然，践踏自然，以牺牲自然来满足人的需求的黑色文明在成为一种过时文明。

机会还没有抛弃中国

发展经济就要有环境代价，保护环境又需要经济投入，鱼与熊掌，如何能够得兼？

发达国家似乎没有这样的困惑。

他们无一例外地走着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经济后环境的道路。欧洲和美洲的工业化搞了几百年，直到1969年以后，才开始环保运动和大规模环保投资。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方才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治理。惯常的理论认为，必须先解决温饱和富裕，待有了经济能力和国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方能够治理污染和修复环境。

也许在过去资源相对充实，人口规模相对小的某个时点上，这条路是可行的。但我们没有办法绕开历史。历史留给我们的人均资源条件，规定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空间，也制约着对生存方式的选择。

我们不能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靠获取全球资源来增加本国的实际人均资源。他们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居于有利位势，能够以高附加值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中国没有占据这种优势。

先污染后治理，先经济后环境的道路是一条环境代价极高的路，后治理的费用极其高昂。发达国家这条代价高昂的路仅就历史的逻辑看是必然的，但就理性的逻辑看是不合理的，在全球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这是一条将人类导向毁灭的道路。

严峻的工业环境挑战和沉重的发展压力逼迫我们冷静。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再陶醉于工业化带来的富裕和进步，而开始沉思。不仅沉思我们自身工业化道路的种种失误，也沉思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缺陷和偏狭。

沉思改变不了历史，但可以改变现实。

1991年，中国科学院一个普通的博士生收到一份不普通的学位鉴定证书，证书上说，由于该博士在本地区的资源核算和环境保护工作，使该县获得上百万元的收入。

可见中国人是不乏生存智慧的，五千年积淀的这种智慧使他们习惯于同各种险恶的生存环境抗争。一旦认清楚自己的生存困境，便会在夹缝中求生存，去探索一条环境与经济同步，鱼与熊掌得兼的生存之路。

人类经过几百年的黑色教训和几十年的绿色积累，已发展出先进的环保工艺技术和产品。

精明的外商看中了中国人均资源微弱，因而对修复环境的迫切，也看到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因而具有修复环境的基础条件，他们在绿色利润驱使下把这些先进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带到中国。

看得更远一点的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愿意增多对中国的绿色援助和绿色技术的转让，他们懂得，我们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未来。

全球的绿色浪潮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了国际条件。

中国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曾两次获得国际环境奖。两次殊荣，给了一个中国人，这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理解。世界知道，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尚在300美元时开始环境保护，意味着怎样的艰难。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走过的道路，也是发达国家所从未走过的道路，是考验一个民族生存毅力和生存智慧的道路。它是一种期盼，一种特殊的关注和希冀。在人类自我拯救与自我毁灭的力量对比中，中国是举足轻重的国度之一。

我们可以毁灭地球，用每个人的愚蠢和每个人的傲慢。

我们也可以挽救地球，用每个人的关注和每个人的行动。

（选自《绿色文明与中国》文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