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

如今人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物欲横流，有钱便显出英雄本色；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什么？茫茫商海，千帆竞渡。

于是，人们挣钱、下海。在此期间，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知识和技术已成为下海最过硬的本钱。就在此刻，埋头于实验室的许多青年仍平心静气地做着被称为不如“剃头刀”“卖茶叶蛋”的基础科研工作。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如何评价当前的“下海”风潮的？

我们带着相同的问题一一拜访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

杨先一硕士四川人1965年出生现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先一大学的同学几乎走光了，要么抛开专业去办公司挣钞票，要么出国。

杨先一没走，继续他的那些让外行一听，脑子便会“嗡”地一下蒙半个月的研究，像“蝇视觉运动信息的神经计算原理”、“视觉运动感知神经网络的自组织过程”什么的。面对这些诘屈聱牙听上去就给人以枯燥感的题目，杨先一却干得兴致勃勃，因为他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内容一旦产生突破性的进展便意味着神经智能计算机有可能问世：机器人会从容地穿过车流如潮的马路，防空导弹将比“爱国者”更迅捷、准确，警察可以通过手中的仪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准确无误地捕获通缉犯……。他觉得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极有魅力，尽管这只是为智能计算机作理论准备，成品的推出会与他的工作有关但决不挂上他杨先一的名字。

如果想现在就挣钱的话，杨先一的路子宽得很，各种档次的挣钱手段他都具备。坚实的计算机基础能使他在中关村的许多公司中找到收入不菲的工作，他可以靠编制软件获得收入，也可以靠推销计算机硬件牟利，最差的，还可以靠电脑打字挣钱，按他的录入速度和当前的市场行情，他1个小时内可挣20块钱。杨先一可以“下海”，也可以搞第二职业，但他既没“下海”也没干第二职业，而是心平气和地坐在实验室进行他的研究。

他并不是鄙视“下海”，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的道理他再明白不过了。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没有急功近利去捞实惠。他的个人规划是：出国，但不是现在。现在出国自己的功力还有欠缺，出去只能给人家当助手，现在要不断充实自己，在学术上达到一个新境界，一旦出国，就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学者，与人平起平坐地探讨问题。“下海”就不能小打小闹，科技工作者“下海”只满足于倒买倒卖就太对不起自己了。他特崇拜王安，王安是凭借自己的学识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王国的，尽管王安公司由于种种原因申请了破产保护，但王安的方式应该是科学家“下海”的基本方式。今后要“下海”至少要到王安的档次，否则，就在“岸”上呆着。

杨先一是破格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这是对他工作成就的最佳褒奖。他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他希望一路破格获得高级职称，不愿意靠熬年头、耗资历得到高级职称。杨先一认为职称只要在一定的岗位上，人人都能获得，但获得的方式可以体现出人之间的不同价值，最佳方式就是凭着自己的专业水平而“破格”获得。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杨先一和同行们一样，与大款们比的确显得有些寒酸。与妻子挤在一间原本是实验室的屋子里凑凑和和安了个家，无家具，电视是台黑白的。他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不妨碍搞科研就行了。他对钱看得很淡，对父亲的话杨先一记得特清楚：钱是一张纸，没有不行，多了没用。他又把父亲的观点做了适度发挥：对于搞科研的人，钱不宜太多，钱太多了就要去消费，消费是要花时间的，而时间对科技工作者是最为宝贵的，只要活得不尴尬，钱够花就行了。杨先一“不尴尬”的标准是在菜市场上用不着和小贩为毛把分的讨价还价。他的观点似乎有些荒谬，但却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宁静致远的内心写照。

他总是用极平静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春节回家探亲，在中央或国家机关工作的同学一下火车就有地方官员用小轿车迎候，办公司的同学抬手就“打的”，他只能扛着大包小包去挤公共汽车。

对这，他不以为然，人嘛，各有各的活法。

陈肇雄博士福建人1961年出生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智能机译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外合资科智语言信息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以陈肇雄为核心的中科院计算所机译中心连创5个第一：

由陈肇雄设计并主持研制的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通过国家科委的技术鉴定，被确认为超过国内外同类系统，水平第一；

智能型英汉机译系统袖珍版技术使用权转让，为国家创汇444万美元，在国内外机译系统中效益第一；

利用智能型机译理论成果研制的“快译通EC—863A”，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实现全句翻译的袖珍电子翻译机；

“快译通EC—863A”上市不到三个月，已形成日产值超过200万元的的生产规模，创同业的世界第一；

基于智能机译研究成果组建的“科智语言信息处理有限公司”，中方技术入股占50％，创下该领域技术入股所占比例的世界第一（通常技术股所占比例不超过30％）。

陈肇雄的成果被视为机译领域的重大突破，他的产品一改市面上已流行多年的“电子词典”的功能，将单个词的翻译发展为整句的翻译，一个英文句子只需5秒钟便可译出。这意味着在陈肇雄和他的伙伴们的努力下，电脑已开始能够“听懂”人的语言了，其意义不仅仅是可以通过电脑完成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工作，而且标示着我们一直视为童话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现实。我们不乏如下想像：坐在客厅，只需说句话，厨房中煤气灶的火焰就可自动调节；汽车驾驶不用任何操纵系统，驾驶员只需张嘴说话，汽车便可依人的语言指令行驶；计算机也不必敲击键盘，操作人员只需说话，计算机便能完成程序编制和运行，实现名副其实的“人机对话”……

如果这一切得以实现，人类历史便翻开了新的一章。陈肇雄的工作就是在为这一目标打基础。

无须赘述使一台由冷冰冰的集成电路构成的电脑能“听懂”纷纭复杂的人类语言，需要进行怎样艰苦卓绝的工作，当这一成功实实在在展现在面前时，陈肇雄并没有显现出特别的激动与兴奋。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取得的成功他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是应该的。真正能使他兴奋起来的，是发现了自身原来被忽视了的潜能。

如今，他在进一步开发机译系统的同时，正在努力开发自身的潜能。他自称是奔波于“山”“海”之间的人，“山”是学府中所进行的基础理论研究，“海”则是将“山”上的理论转换成商品的市场。科技工作者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陈肇雄既不死蹲在“山”上，又不纵身一跃跳入商海，其中，有他的道理。

陈肇雄赞成部分科技工作者走入商海，但科技工作者“下海”应以不丢弃专业为前提，以知识为依托。科技工作者的优势就在于有一定的知识，如果放弃知识，在商海中便无优势可言。“四通”、“联想”、“王码”、“北大方正”的崛起和稳定发展，与“电子一条街”中无数飘忽不定，靠倒买倒卖维持生计的小公司差别就在于是否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拳头产品的背后，则是雄厚的科研能力。陈肇雄在“海”中的成功正在于他在“山”上的功底。他把科研比作练武，只有塌下心来苦心磨练，才能取得“真功”，保持住“真功”必须“拳不离手”，常年不练，便会沦为“花拳绣腿”，凭“花拳绣腿”上阵，只有挨打的份。尽管陈肇雄已有了董事长的头衔，掌管着一个经济效益不错的公司，但他仍不离“山”，不放弃科研，因为他明白，他的公司是以坚实的科研成果为基础的。

如今的陈肇雄，科研、经营兼顾，同时还要完成带研究生的任务，一身数职，忙里忙外。他的工作方式似乎是在探索着把科研转换成生产力，转换成经济效益的一条新路子。中国不乏令世界叹为观止的科研成果，也不乏经营有道的商人，但大批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及时地转换为经济效益。鉴定会就是追悼会，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无数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束之高阁，于是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形成的产出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实实在在的效益，于是，渐渐地，对基础科研的投入便慎而又慎，搞基础研究便越来越没了情绪，于是，科技便没了后劲。问题出在“山”与“海”之间没有沟通。在“山”上可以出文章，在“海”里可以出效益，唯独连接“山”与“海”的中间环节是无功可言的。陈肇雄力图用自己的实践趟出一条新路——将科研成果投入“海”中，再将“海”中发现的问题交到“山”上解答。这样梯次而进，形成良性循环。

不管今后怎样，现在陈肇雄的路走得挺顺。

作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陈肇雄享受每月100元的政府津贴，科学院破格分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尽管他“EC—863A”每年至少给国家创汇200万美元，可陈肇雄对个人利益看得很淡。“既然留在国内，就没有考虑个人的经济问题，钱嘛，够用就行了，多了没用。”

凭陈肇雄的实力，如果他想为个人挣钱的话，几年前他就拍拍屁股跑外国去了。外国人就给他开过价——100万美元，外带一张定居加拿大的绿卡。

他没去，踏踏实实地留在国内，念他的“山海经”。

姜晓明博士湖南人1963年出生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同步辐射实验室副研究员

不能想像中国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们竟是在如此环境中工作：三四个人合用一个小办公室，陈旧的办公桌已油漆斑驳；一层楼只有几部电话分机，所以，这几部电话只好摆在楼道里，电话铃响了，要么没人出来接，要么几个办公室都有人出来接，继而会有人喊：“×××，电话——”就是在这里，有着中国唯一，世界少有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世上万物的奥秘在这里被逐渐剥去神秘的面纱。

然而，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们，似乎对办公条件的寒酸不以为然，他们所关注的是科研，是出成果，姜晓明也是如此，尽管他还没到被称为“科学家”的程度。能够承受社会分配不公的现实，在专业上孜孜以求，不是出于传统的被无限夸大了的政治信念，而是……

姜晓明跨入中国科技大学校门时只有15岁，无论他有何等天赋，都不可能具备那种对祖国、对人类的责任感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他凭着对学习的热衷，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着科学的奥秘：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德国慕尼黑大学物理系洪堡研究员……随着学业的深入，原本朦胧的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感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

他不能忍受外国人总把他当成日本人。在慕尼黑大学期间，他得不厌其烦地同初识的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们解释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有一种被重重伤害的感觉。他深知仅靠言词是无法获得他人尊重的，关键是要拥有别人无以匹敌的实力，就科技工作者而言，学识就是实力。于是，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科研上。很快，中华民族特有的聪明才智在他身上表现了出来，他成了各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对“x光在多层膜中非界面散射”的研究表现出了很高的创造性。于是，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

有两件事在他心里如同生了根般难以忘怀，一次，是在歌德学院进修德语时，一位法国同学对他说：“如果中国有许多你这样的人，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姜晓明心里清楚，外国同学的赞誉决不是因为他那二把刀的排球水平和能够轻松地在乒乓球台前将所有人放翻，他是凭着一个科学家独有的实力获得同行们的尊敬的。回国前，他的一篇论文发表了，这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一位印度科学家看了论文后给姜晓明所在的实验室打来电话，对姜晓明的论文大加赞赏，并希望他能来这个实验室学习，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回答对方：“很遗憾，我们的专家要回国了，中国。实验已告一段落。”他很自然地把这些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不善言词的姜晓明突然冒出一个特有哲理的想法：强大不等于富强，而富强比强大有地位。比如只有一身强壮的肌肉却别无他物的人挺令人畏惧，不会得到人们的敬仰。中国很强大，但不富强，在欧洲的新闻中，有日本的消息，有韩国的消息，却很少有中国的消息，似乎中国不曾存在于地球之上。除了意识形态外，中国的实力尚不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运行秩序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有责任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将科研成果转换成生产力。所以，姜晓明不反对科技工作者“下海”，如无人“下海”，所谓“转换”便是空话。

但姜晓明尚无“下海”的打算。他明确表示，如果“下海”个人能在生活上有较大幅度的改善，且专业不丢，他便“下海”；如果“下海”是以放弃专业为前提，以挣钱为唯一目的，他宁肯在“岸”上清苦地搞研究。他对科研看得很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应把科研视为事业去干，不能将其看成简单的“饭碗”；当事业干，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当成“饭碗”就会拿这个碗里的饭去和别人的比，看看比别人的是稠还是稀，一比，苦恼就来了。在国外一般的科学家收入不及出租车司机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他并不是鼓吹“知识分子贫因他并不是鼓吹“知识分子贫困合理论”。姜晓明只是把金钱看得很淡，虽然收入一般，只要日子过得不尴尬，足矣。

我们是带着近乎失望的心情完成采访的，因为我们没有发掘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无法写出如同英雄史诗般的文字。我们见到的只是对现实的认可和对事业的痴迷，从中我们却发现了中华民族赖以争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