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锋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古朴而凝重地向我们叙述了一段中西交往的历史，从文艺复兴起，到德国古典哲学止。本书初版于一九四○年，正值现代中国第一次文化热。修订后于一九八五年再度问世，又逢第二次文化热。依我之见，在这一题目下，仍然没有第二本可与之媲美。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面对西学东渐欧风美雨，能够心平气和、据理据实地谈说“对欧洲的影响”，没有一种在喧闹冲撞之后的超越冷静，大概是做不到的。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代西方的繁荣，是由工程师一手造成的，所以，它的崛起的历史应从产业革命算起。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没有观念的更新，视野的转变，就不可能启动社会的转型。所以，溯源要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当后一类历史学家几无例外地再将这两个时代的形成归因于古代希腊文化时，朱先生则问：“中国呢？”

按照文化结构三层次的理论，器物、制度、观念是依次递进的。四大发明之于文艺复兴、磁器和丝绸之于启蒙时期的罗柯柯运动，均可看作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第一波。十六世纪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关于中国的大量书籍在欧洲问世，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哲学思想的极大兴趣。在未完全挣脱意识形态的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政治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一个理想的模型。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德性的民族。”(赖赫淮恩)而且认为，在孔子的哲学里“理性是遍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殷铎泽)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将人性看成是恶的，社会永远处于可悲的罪与罚中，人类的前途是渺茫的。因此，李约瑟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今天，任何生动的描述都不可能重现历史上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真实态度，因为哪怕对当下发生着的真实，见仁见智也各不相同。作者无意于反证当时中国的完美。但是，至少一点，破茧的蚕蛾受到外面世界的诱惑肯定是它完成蜕变的动因。

可以同意一种关于文化模式的理论，它主张每一民族的文化结构都是自成体系的。甚至可以同意，每种文化结构中的全部文化基因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其中必有一种最重要的基因，即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为己所用的基因。

现今，当文化热转变成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热时，人们发现，民富国强却在文化不热的情况下渐成事实。这事实助长了一种假象：文化的进步似乎无须学理和知识界。果真如此，人类可省却多少生命和精力于各种学说的探讨中！

历史给了我们另一幅图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起了设计和报晓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机制仍需研究。

历史以一种离奇怪诞的方式证实了莱布尼茨的预言。数百年来，渐居屈辱地位的中国，仍在顽强地向西方学习，日趋强大的西方则贪得无厌地攫取中国的物质珍宝和精神财富。在这种情况下，要能透彻地认清双方文化中的长短及走势，以及扬长避短、重建辉煌的中华文明，没有知识界的智慧和识见，是绝无可能的。

朱先生的著作为我们梳理了几百年的中西思想兴衰史。我们不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岂不有愧？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版，(平)2.85元(精)4.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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