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李·阿特沃德　托特·布瑞伍斯特　王元丰

在我40岁前，我想做成两件事:组织一次成功的总统竞选；当上共和党的领袖。1988年，当我37岁的时候，作为乔治·布什的竞选办公室主任，我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在竞选日，同这位信心十足的候选人漫步时，他问我:“李，你喜不喜欢我干过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工作?”这样，我的第二个目标也实现了。

1990年3月5日，我宣誓就职——我已站到了世界的顶峰。

但是，地狱向我招手了。一天，我的左脚突然开始颤抖，几秒钟内，半边身子都在无法控制地抖动，我终于倒了下来。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埃德沃德·劳斯博士告诉我:经CT检测，发现我脑里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瘤。

3月21日，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专家们宣布了最新的检查结果:我的脑瘤远比常人想象的严重。以前，我害怕但还乐观，可这时我垮了。

医生们推荐了各种治疗办法，我选择了所谓“氢炸弹”疗法。神经外科医生把10个很细薄的管子直接插到瘤里，放入种子粒一般大小的高放射性物质。这种治疗最有可能让我再过几年富有成绩的生活，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杀死脑瘤附近的健康组织。我没有别的选择。

成群结队的来访者使我振奋。总统和夫人也经常来看我。我的工作能力已降到了最低点，唯一能做的是通信。我给了总统一些建议。

我每天都要求看自己病况的新资料。检测表明“炸弹”治疗是有效的:瘤几乎死了。可是，在我脑中又发现了新亮点。

我从不信教，尽管我是基督徒。1988年竞选时，我常对埃德·罗格斯这样说:“在这个地球上你所拥有的是时间。”面对自己的末日，我重新估价了这句话。

我从不知道自己信奉什么。但我欢迎任何人告诉我他的信条。我的朋友查理·布莱克告诉我，信念不是关于智力的，而是关于行动的。

我已感到有种不请自来的精神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我以前曾很怕孤独，但当我独自坐在古怪的病房里接受治疗时，我感到很安详。这意味着我将要清理生活中那些不很高尚的事情了。

1988年，我曾说过迈克尔·杜卡基斯“小杂种”之类的话，对此，我感到抱歉，因为:第一，它令人痛苦；第二，它使我表现得像个种族主义者——而实际上我并不是。

我更多地为自己看人的方式忏悔。我把每个不站在自己一边的人当成反对派。

到了8月，我离死亡更近了。这次我同肺炎战斗。当我挺过来，还来不及享受治愈肺炎的快乐时，我又遭到了自3月以来最无情的打击:脑检图上的亮点是第二个肿瘤。这个新长的脑瘤是没法治了，我不能再次承受大量放射性物质的“轰炸”。我的战斗结束了!

我回想起我在1988年说过一句最妙的话:“钻进你敌人的脑中。”现在癌症把它用在了我身上。

我躺在医院的床上，反复思考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我对政治有种天生的直觉能力。我能辨出别人生活中漏掉了什么。但是我并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我的病帮助我看清，“它”就是我所漏掉的:一颗友爱的心，很多兄弟般的情。

80年代是我收获的年代:财富、权力、荣誉。我知道，我比大多数人获得的多。但是，获得了想要获得的一切，却仍然感到很空虚。真的!此时什么样的权力我也不愿拿它来同我与家人聚在一起的一小会儿时间作交换!什么样的价钱我也不会把与朋友在一起的一个晚间卖给你!

过去我经常说总统应该更亲切、更温和，可我却没那样去做。我是多么愚蠢啊!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更重要，没有任何东西比人与人之间接触更甜蜜了。

〔李·阿特沃德于1991年3月29日逝世。〕

(邓实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