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济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谈“小事”似乎是不恭的；但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总理的“小事”。在他是“小事”，对于我却成了大事——一生一世永难忘怀的大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50年代中期，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京剧团唱程派戏，总理时时关心着我的成长。总理知道我有一个拜程先生为师的心愿，一次(大约是1956年)，他和程先生一起看我的演出，总理就问:“你看她像你吗?”程先生点点头，答:“像。”总理又问:“她是你的学生么?”先生回答:“她，是我的干女儿。”总理畅快地笑了:“干女儿那好啊!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么?”先生停了一下，淡淡地笑着说:“干女儿，是家里人……”总理高兴地讲:“那么，我让她拜你当老师怎么样?由我周某人来请客!”程听了也很高兴，因为“由我周某人来请客”这几个字，是不大容易听到的，既是面子，更是期望。我后来得知这番对话，是由当时在场的领导同志转述的。如今，周巍峙同志或许还记得这件事。

非常可惜，总理说过这话，随即就去了亚非拉访问，程先生也去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我在北京京剧团是青年演员，每年有大半年在外面巡回演出。这样一下子就耽搁了半年多。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华沙举行，为了参加这一盛会，中国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我的京剧清唱也有幸被安排其中。程先生担任了整个联欢节的艺术比赛的评委。在筹备这件事时，总理又亲自托付了程先生，要他对我参赛的节目进行加工。后来，在由北京开赴莫斯科的九天九夜的火车中，我不时去程先生的车厢请教，红线女也热心“旁听”。到了莫斯科，我们普通团员住在奥斯坦丁旅馆，程先生住在乌克兰大饭店，其间的距离比较远，担任总带队的周巍峙同志，便经常用他的车接送我去程先生那里。我的清唱在联欢节上得了奖，程先生也很高兴。他因有事先期回国，曾对我讲，“回去就可以办那件事(指拜师)了。”当我回国之后，才知道他遇到一些事，心情不好，拜师的事又耽搁了下来。没过多久，我需要去内蒙古巡回演出一周，走之前，忽然接到夏公(夏衍同志，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的电话，说周总理又在关心你拜师的事。我讲自己马上要去内蒙古，一周就可回来。夏公说，那好，等你一回来就举行仪式。我高兴地去了，也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谁知就在我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得到程先生去世的消息!

后来，在程先生的追悼会上，我哭得很苦。总理见了，劝我化悲痛为力量，要好好继承和发展程先生的艺术。话，都是很普通的话，说话的声音也很轻，但是在此时此刻听来，却格外感人。总理啊总理，您一天得有多少国家大事得操心，像我这样一个普通演员的拜师问题，您还时时挂在心上，您还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向夏公打听一番我的近况1这，我又如何承受得起!

第二件事，是在程先生逝世一周年时，首都京剧界举行了纪念演出，我演了《锁麟囊》的一折。演出结束，周总理请了部分演员到他家里吃饭。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作陪，梅兰芳先生也应邀出席。席间，总理先笑着讲，“我周某人请大家吃饭，饭钱不收，但粮票是要收的，每人半斤。”

总理要我挨着他坐，我的另一边是梅先生，梅先生的另一边是贺老总，我们的对面则是陈老总。吃饭当中，总理给我搛了一筷子菜，放到我面前的菜碟里。粘呼呼的，像是一种什么胶质，我当即就吃了。总理问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摇摇头。总理讲，这是熊掌啊，是贺老总送给我的啊。

席间，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贺老总发了火，仿佛点名批评在场的一位官员，而那位官员脸红红的，只低着头不说话。周总理出来“打圆场”:“老总啊，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好了……”陈老总更有意思——他用自己的筷子敲打自己面前的瓷碟儿，还一边吟着什么诗，有滋有味的。三下两下，把贺老总的火气给岔过去了，这时总理又转过脸问梅先生对我演出的印象，梅先生张口就说:“挺像老四——”大概是怕总理听不明白，赶忙又补上一句:“挺像砚秋的。”

当然，这时总理又转过头对我进行勉励。

我从来没在这样的场合中吃过饭，我真佩服总理，他能从容不迫，把四面八方的事情处置得有条不紊，没有一丝忙乱。

第三件事，是在“文革”前的政协礼堂。那天，我和乐队准备坐电梯去三楼清唱。打鼓的谭世秀同志刚刚前脚迈进一楼的电梯门，就听见开电梯的服务员轻轻说:“您稍微等一会儿，总理来了。”谭世秀立刻把脚“抽”了回来。我就站在谭世秀的背后，我想，任何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都会这样做的。我们一转身，果然总理就站在几步之外，并且迅速走到电梯门口。总理问谭世秀:“您为什么退回来?”谭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总理转向电梯服务员，脸上的神情无比生气:“你们为什么让别人退出来?”服务员唯唯诺诺正狼狈着，谭世秀连忙为服务员“开脱”:“不赖他们，是我自己看见的。”总理更加生气:“不可能!任何人的眼睛都生在脸上，不能长在脑后嘛，怎么能望到背后?”遂又转向了服务员:“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当总理，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让别人给我让位子?……”总理气得满脸通红，说着就想走，我们蜂拥上前，总算把总理给拉住了。这时，邓颖超同志慢悠悠走上前，慢条斯理、轻声低气地指着总理说:“你们知道吗?他的大名叫周恩来，小名才叫总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就是不能让他到了哪里，都叫老百姓立刻躲开……”最后，是我们提出一项“折衷”的建议:大家一起乘坐这间电梯，总理同意了。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力“提着气”，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更“瘦”一些——就这样，我们十多人和总理紧紧拥挤在这一间电梯里，向上升、又向上升着……

(方云诗摘自1993年3月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