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授章

1967年9月25日傍晚，上海港第五装卸区上，日本货轮“第七进德丸”升火待发，船上一片忙碌，货轮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随船翻译中岛正义在自己的单人船舱的舷窗前久久伫立，眺望暮色中的外滩，思绪万千，其中竟然还有一股对上海的依依惜别之情……他已下了决心:这是自己随船翻译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航次。作为日中贸易促进会翻译团的一名随船翻译，中岛正义从1956年开始已经100次来中国港口了。55岁的人对颠簸的海上生活毕竟有点力不胜任了。

中岛回想起来，自己为台湾朋友效劳已有11年，算是对得起他们了。台湾朋友给的每月百元美钞一直未动用，累积起来也不少了，足以过个满不错的晚年。中国有句俗话“见好就收”，还是就此住手罢!

“咚咚咚”，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

“请进。”中岛用日语答道。

门开了，一下子涌进十来名表情严肃的中国人，有穿警察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他们将中岛团团围住，其中一人扬起逮捕证，高声宣布:“你在中国领土上进行间谍活动，根据中国政府法令，现在我奉命将你逮捕!”

中岛正义被关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在单人监房里，他坐卧不安，反复寻思:究竟是哪个地方出了漏子?

终于被提审了。审讯台上坐的3个人竟然都是青年小伙子，中间一位显然是首席预审员，看上去也不过三十出头。桌上堆着的案卷材料足有两尺高，哼!那不过是用来对被审讯者增加心理压力的手段罢了。

但是，随着审讯的展开，中岛很快发现，那里厚厚一叠案卷绝不是中国警方的恫吓，他们对自己11年来在中国各港口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待到长达几周的审讯结束，中岛不得不懊丧地承认:自己不过是被中国警方罩在一张大网里的间谍。

1955年底的一天，在东京华侨贸易商公会任职的中岛正义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邀他去会会一位国民党上校刘涛。席间，穿着西装的刘涛不断拱手作揖:“兄弟此次从台湾来东京经商，还望各位日本朋友多多关照。”而实际上，刘涛此行是充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东京站”的站长。此刻，在出席宴会的日本人当中，刘涛最看重中岛正义。经过一番拉拢、考察后，中岛欣然允诺，成为“东京站”的一名情报员。没过几个月，中岛遇到一个机会——到开往中国的轮船上当翻译。刘涛知道后喜出望外。50年代中期，中日开始恢复民间贸易往来，这可是个借机刺探大陆情报的好机会。当晚，刘涛约了中岛在一家酒吧见面，要中岛千方百计争取长期干随船翻译的工作。还当场决定将中岛的特务津贴从每月50美元增加到75美元。

让鸟在笼中飞

1956年夏天，北京公安部某局局长的桌上，放着一份有“绝密”字样的情报:“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东京站派遣日本人中岛正义以商船翻译名义来大陆活动。”中岛正义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12岁时便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1933年在沈阳满州教育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在苏家屯、本溪湖小学教日本孩子学中文。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先在张家口、大同当日军宪兵队翻译官，后被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委任为伪北平“防共委员会”咨议。战争后期，中岛在河南汜水县任日军辅导官，对杀死100多名中国人的“汜水惨案”负有直接责任。侵华战争结束前，狡猾的中岛摇身一变，到平津一带经商。

局长抱着双臂在窗前沉思，这位中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对这份情报格外重视。建国7年来，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十之八九被肃清，从沿海进来的也没有几个能站住脚，他们要变换手法了!找中岛这样一个日本人来大陆，能进能退，刘涛这条老狐狸真够狡猾的。他们这次的情报方向何在?用何种方式获取情报?中岛在大陆有无接头人?如何获取这个为台湾特务机关效劳的外国人的罪证?经过周密考虑，局长确定了“长期侦察，适时破案”的方针，有关敌情通报和工作指示迅速传向沿海各港口的公安机关。

中国最大的港口——上海。上海航运公安局会议室里热气腾腾。航运公安局是上海水上大门的保卫部门，它刚刚在市公安局水上分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年轻的侦察员们决心打好组建后的第一个漂亮仗。

中等身材、四方脸盘的张秉仪，虽然只有二十三、四岁，却是个有多年警龄的“老公安”。他沉着、老练，干工作缜密有序，因此处领导将侦察中岛正义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和“帝特组”的其他几个年轻人。他们和协同部门一起，制订了详尽、周密的工作计划。

从1956年6月到1967年9月，中岛正义随船来华百次，其中来上海近30次。在海港干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中岛在上海的活动尽收我侦察员眼底。

货轮每次进吴淞口，这名日本翻译总不放弃在甲板上“观赏”上海港口风光的机会，每次来每次看，百看不厌。冬天，甲板上寒风刺骨，中岛戴着皮帽子也站在那里看。

东京站站长刘涛几乎需要上海港的所有情况，比如航道航标、码头长度深度、仓库数目容量、进出港的货轮、客轮的名称、吨位等等。当然国民党特务机关最感兴趣的是军事情报，诸如海防工事、海军码头、舰艇的类型、数量、号码、吨位大小、火力配备、进出港的规律、雷达、无线电天线等等。

中岛不愧为老牌特务，他注意军港电台天线的高度，从中推测通讯范围的大小；从头顶上飞过来的飞机判断机场的位置，从飞机编队、架数、飞过的时间弄清我空军飞行的规律。难怪每逢飞机飞过，中岛总要抬起手腕看看手表。每天清晨，中岛喜欢到甲板上刷牙，而且慢吞吞地一刷就是十几分钟，眼角却不断瞟向附近军舰上正在晨操的水兵。侦察员想，毫无疑问，他是在观察我军舰的人员配备情况。

我公安部门和海军情报部门共同研究后认为:中岛搜集的这些情报如日积月累，再加上敌方其它情报的印证，有可能给我方造成一定危害，但暂时还没有直接的重大危害。为更多地掌握这名日籍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及罪证，这张网可以暂时不收起来，笼里的鸟再让它飞一阵子。

中岛正义的特务情报活动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视和赞赏。1963年，东京站站长刘涛猝死，接替刘涛的是军统出身的王炳荣，这个矮胖的宁波人过去担任过军统上海站情报组长。王炳荣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十分看重中岛正义这个“中国通”。中岛每次去中国港口归来，王炳荣总要在东京的高级饭店里为他设宴洗尘。

早年当过军人和特务的中岛对地形、方位等有着极强的记忆能力，绘图也有一套。一个港口他去过二、三次，就能凭记忆绘出一幅详细的港口设施分布图来。几年下来，东京国民党特务机关从中岛手里得到了上海、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天津、连云港、广州、湛江、汕头等十多个港口的海港设施及军用设施图。1967年中岛被捕后，在狱中凭记忆绘出一张张图，公安机关请青岛、秦皇岛等港口的有关人员辨识，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图的准确率都相当高。东京站最满意的一次情报是中岛正义在青岛港发现了我海军的几艘潜水艇，并抄下了号码。为此，中岛获得了一大笔奖金，每月特务津贴又从75美元增加到100美元。

拔掉“心战炸弹”的引线

中岛正义的特务活动能力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和日本一些情报机关的重视，以自民党右派贺屋兴宜为后台的日本亚细亚研究会、内阁调查室、东京水上警察署、长崎、神户、神奈川的海上保安厅纷纷派人与中岛接洽，要求他提供中国情报，每次给几万日元报酬。中岛凭借其经常去中国和对港口的相当熟悉程度，对各方面的情报要求来者不拒，成为“一仆几主”的特务间谍，每当中国一些货轮如“燎原”号、“先锋”号航行到日本港口时，中岛即接受日中贸易促进会翻译团委派，登轮作翻译，利用这个机会，他不但监视中国海员的活动，甚至偷听我廖承志办事处驻日本机构负责人的谈话。

广泛了解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向中岛布置的任务。在这方面，中岛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外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加上中岛能操一口带天津腔的中国话，因此，衣着朴素、相貌平淡的中岛在中国各城市走街穿巷、购物吃饭、问路聊天，从来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我侦察员发现:中岛在码头上经常与中国员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又冷不防溜进职工食堂看看黑板上的菜单、菜价，瞧瞧职工碗里的饭菜。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岛的情报来源更多了。每次来华，他都要细细阅读满街的大小字报。一条“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大标语便会使中岛在航次结束后的报告中写上:中国可能出现了反对周恩来的势力。

从1956年到1967年，中岛正义30多次来上海，张秉仪和战友们次次“奉陪”，即使在“文革”初期最乱的那一阵，侦察员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

除了刺探情报，中岛正义还经常为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投寄联络信件和宣传品，购买大陆出版的书报杂志等用品。殊不知，“网中间谍”的这些活动又成为我公安侦察部门了解敌特机关活动的一个渠道。

在邓小平访日前夕释放

1967年，中岛正义在上海猝不及防被逮捕，我公安人员当场从他裤子背兜里搜出一张卷起的纸片，上面记有停泊在吴淞港的我海军舰艇号码。中岛每天记载的航海日记后面，夹杂着用密语和数字写下的情报，其中“飞鱼”代表海军潜水艇，“喧哗”代表军用飞机等等。同时被搜查到的还有中岛在马路上买来的报纸。经过在审讯室里的较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中岛正义详细交代了他为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劳的罪行。

1973年4月20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特务罪判处中岛正义有期徒刑20年。

中岛被判处徒刑后，从看守所移送到上海市监狱服刑。作为一名外籍囚犯，他受到了中国司法部门的优待，中岛被关在一个单人囚室里，他喜欢下围棋，就每周一次让一名会下围棋的囚犯陪他下棋。中岛牙齿不好就派人陪同他去上海市牙病防治所拔牙、补牙。

中国监狱管理部门和公安干部张秉仪等人为教育改造中岛正义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破例让这名囚犯参观少年宫、工人新村、金山石化总厂。一次到蕃瓜弄新村参观，接待的有一位退休老工人，他叙述了自己一名家属在40年代被日本人的狼狗惊吓致死的事，老人再三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欠了中国人许多债，但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中岛不停地点头称是。张秉仪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只要教育引导好，这名原国民党特务以后是可以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出一点力的。

1978年10月，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即将访问日本。中国司法部门，根据中岛的改造表现，决定提前释放他。

中岛正义离开上海那天，张秉仪去机场为他送行。在11年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中，两人互为对手，在第二个11年，中岛是囚犯，张秉仪是名教育改造者。现在两个人友好地握手告别。张秉仪发现，中岛在上飞机之前，久久地伫立四顾，似乎对中国这块土地恋恋不舍。和1956年中岛第一次来华从事间谍活动时相比，中岛确实老了许多，头也大半秃了，自己呢?张秉仪自嘲地想:为了一个间谍案自己投进去22年，不也从小伙子变成老头了吗，幸好，这场重大的反间谍斗争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邱成明摘自《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