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了病，十有八九都去求医，吃药，打针，不惜一切代价。也有提倡精神疗法的，诸如“清心”、“舒怀”，凡事想开些，听天由命，往往也能驱逐病魔。

精神和肉体，原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生理上患了病，精神上便爽快不了，精神不振，病毒更容易乘虚而入。

这是常识。人患了绝症，决不会去找哲学家治疗。

但是我却发现一种“秘方”——编辑也能治病，而且治的是绝症。

我在青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期间，遇见两个这样的病例。一位是《马步芳统治青海四十年》的作者陈秉渊。陈先生把他的书稿交到出版社的时候已经年近古稀。书稿尚在排印中，他忽然患了重病，这部书是曹玉祯编的，他得知陈先生病危通知下来了，非常着急，便赶紧催促印刷厂尽快装订两册，希望陈先生能在生前看一眼他的著作，书到医院病床边，陈先生恍惚中认出自己心血的结晶，精神一振，不久就病愈了。我又见他到省政协上班，数年后才寿归天年。

另一位是西北师范学院的教授常校珍，他写了一部《劝学新篇》，我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可是我还未见过这位先生，他从事教育研究，他的著述引经据典学富五车，据我猜测，他总有六七十岁了。我接到书稿不得不查经觅典，生怕发生错误有损教授尊严。不料，编辑的中途接到著者恶讯：他患了癌症，他说医生只给他不到半年的时间，如果书在半年以后出版。他就见不到了，信写得凄凄惨慘，我含泪卒读。于是，我只好草草收兵，二审、三审也以十分同情的心境尽速审毕付梓。我虽然知道印刷周期一般都在三个月以上，但我却写信告诉他近在目前，此书也是提前印制的。我一接到样书就寄出了，书上了路，我才作最后一次的校阅。

1981年冬，我到兰州参加西北写作学会首次年会。在兰州饭店一住下就赶紧给常先生打电话，我真怕没人接。两个小时后，他就赶到饭店来了，见了面我才知道，他不过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他把他住院时的医生也约来了，让医生亲自证明他的患者是出版社洽好的。据医生说，常先生患了胃癌，而且到了后期，术后至多能活半年，医生还描述了患者看到《劝学新篇》样书时一跃而起的情景，不论医生怎样劝阻，患者仍是坐在病床上一气把十几万字的书读完了。现在一年过去了，医生再作检查，患者身上的癌细胞不仅没有扩散，而且彻底消失了。常先生神采奕奕，说他正在写另一部有关教育学的书。

我没有读过《吉尼斯大全》，不知道它是否收集过这类事情。我讲的两个故事既真实又平凡，乍听起来也许觉得既荒诞又奇妙，而其中的奥秘，却值得研究。

十年前，在一个县医院里，一个更奇妙的现象在我熟识的一位青年身上发生了。他不过三十来岁，身体壮实如牛。他因咽部不适住进医院，几经检查没能确诊病情。有的医生说，他患了慢性咽炎。他从重重疑虑中解放出来，每应付完查床之后就到球场参加业余篮球赛。不久，又有一位医生否认了咽炎的诊断。禁止他再作激烈的运动，他复人疑团，连起床的劲头也没有了。后来确诊为食道癌。两位医生一致宣布是咽炎，他又参加了一场球赛，并且要求出院。不料确诊癌症的消息走漏了，这青年的精神一夜之间垮了下来，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由此看来，医生和神父各有妙用。白求恩的手术刀可以切除千百人的痛苦，有时，连神父娓娓动听的说教也能消除不少人的烦恼，异途同归，人类的健康要靠各种方法维持，疾病不可能一刀切除，心理疗法往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不同的是，医疗多借助于外力，精神治疗主要靠自己。

(王立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家兼散文家，曾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现任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沙沱情暖》《南园风情录》和散文集《霜后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