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萨莉·阿姆斯特朗　黄惠晖

近日，一个邻居死了。他的孩子正是与我孩子朝夕相处的伙伴。可是直到他去世以后，我们才得知他得的是爱滋病。

我曾从电视里看到或从书里读过有关爱滋病的报道，但很少为我的孩子担忧过。我作梦也不会想到，顷刻间这种事情会面对面冲着我来。

我得知鲍伯情况不妙的消息，还是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下午。那天，鲍伯的妻子珍妮来访，说她要带鲍伯去找大夫，要求放学后把6岁的埃米留在我这儿。当然，我同意了。我知道鲍伯已有一段时间感觉欠佳。整个秋季，他一直遭受珍妮称之为“胃病毒”的折磨。

埃米和其他几个邻里孩子常由我照看，这已成为习惯。不过，埃米很特别，经常来。自从两年前她家从对面街搬来后，她就一直是我五岁孩子的最好朋友。

一个钟头后，埃米和我的三个女儿——克里斯廷、詹妮弗和林德赛都坐到电视机前看卡通片。

后来，珍妮来接埃米回去。她一声不吭，神情沮丧。看得出她哭过。

“怎么啦?医生怎么说的?”我惊奇地问。

迟疑了一阵，她说:“医生把鲍伯送到医院去检查，他得了一种少见的白血病。”她努力地克制着，强忍着泪水。

以后三个月里，鲍伯反复地住院出院。埃米成了我们的常客，还常在我家过夜。可怜这可爱的黑眼睛姑娘，一看到她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有一天，她走进我们的客厅说:“如果这儿有人生病了，我就得离得远远的。妈妈说，如果学校里有人生病了，我也要远远地离开他们。要是我自己得病了，我就不能和爸爸在一起了。你知道我是不能染上任何病的。”当时我并不在意她的话。

5月中旬，鲍伯死了。

葬礼后的当天晚上，一则当地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广播员报道了鲍伯的死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宣布鲍伯死于爱滋病。鲍伯的尸体被送往达拉斯防腐处理，大家都好奇地关注着这件事。

慢慢的我的四肢麻木了。“啊，马克，他在讲鲍伯呢!”我对丈夫说。“我知道。”丈夫叹了口气，脸色苍白，眼神中露出惊骇，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儿去了:珍妮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呢?她自己可能也染上爱滋病!还有埃米，她就和父亲住在一起，我满腔怒火难以控制。几个月来，珍妮竟对我们如此守口如瓶。

我浮想联翩，难以忘却去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鲍伯带上我的孩子和他自己的孩子去看电影，孩子们自始至终和他在一起。

带她们回家后，他对我说:“她们都很乖。电影快结束时，克里斯廷有点沉不住气，我就抱她坐在我膝盖上。”

想到这儿，我不禁泪眼汪汪。以前有家长们抗议不能让患爱滋病的孩子入学。然而只是到现在，我才理解他们的忧虑。

那天晚上，马克和我迟迟不能入睡，反复思忖着这件事，两人都试图相互安慰。最后马克决定次日去拜访我们的家庭儿科医生。

“无须惊慌。”医生告诉他，“你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证明你的女儿染上了该病。”

然而，当天晚上珍妮前来敲门，说要和我谈谈。

最初，珍妮只是寻找字眼拉家常，接着她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我觉得你们所有的人都有权利知道，鲍伯死于爱滋病。”说完，她看着我。我知道她在等待着我的反应，说出这些话想必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我知道了。”

珍妮大吃一惊，“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本来还想至少再等几天才说呢。”

“昨天我在电视上听到的。”

“那镇上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她惊恐万状。

我只能点头说是。

“我好像是圣经中的麻风病人，人们怎样看待我们，还有鲍伯?”她极力抑制着眼泪。

我非常难过，不知该伸出手臂搂住她，还是应该问她和埃米是否也传染上了。最后我还是决定问她。

“你和埃米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染上的可能?”

“我现在还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想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可我无法在失去鲍伯的同时又去应付这件事。我想等以后再找个时间。”

我觉得有权了解清楚。因为，我发现就在那当儿，我的三个小女儿正在克里斯廷的房间里和埃米下棋。然而我没再问下去。我真想冲出厨房去看她们的一举一动。我家是不是已经被传染上了这病毒?

“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珍妮语气平淡，眼中无泪，“但我们还要呆在这儿。放假后，再搬到阿肯色州，在我家人附近的地方住。”

我对她产生了同情。今后她将要经受怎样的折磨，但我也能理解其他家长可能产生的担忧，我自己也由于惧怕而麻木了呀。

珍妮似乎领悟我的所虑，“我已请求鲍伯的医生在学校开次座谈会，对家长们讲解爱滋病是怎么回事。但愿有所帮助。”

既然大家都知道鲍伯是怎么死的，我的家一定不再会是邻居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了。果然不出所料，孩子们不再来找我的女儿玩了。以后我便发现，别人实际上也在极力躲避着我们，正如我们想躲避埃米那样。

珍妮来访后，我有好多天没见到她。而埃米却不断前来叩门，每逢我极力抑制着赶她回家的欲望时，便愧疚得两颊绯红。可是，无论这个孩子是在我家或在庭院外出现，都让我放心不下。

鲍伯去世两周后，珍妮提过的座谈会在学校召开了。座谈会由鲍伯的私人医生以及红十字会的代表组成了一个问答小组。会员们耐心地回答了家长们提出的问题。诸如:我的孩子喝自来水会不会染上爱滋病?患爱滋病的老师会传染给其学生吗?和爱滋病患者共用一个游泳池或手巾会被传染吗?食物和日用器皿是否滞留该病毒?靠近患者会被传染吗?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我参加了两个座谈会，并阅读了所有能寻到的有关材料。座谈会上不管提的问题如何尖刻，主持人都予以重视，认真对待。他们解释说:只有当病人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等接触了另一个人的血液时才有可能染上该病。他们还强调:爱滋病是不会通过空气传染的。其实，与其它如感冒和喉疼等病毒传染相比较，爱滋病是不易被传染上的。

了解愈多，恐惧愈少。可是，让孩子们和埃米玩，仍让我心有余悸。自私心驱使我不得不这么想:倘若埃米不在这儿，邻居的孩子就不会躲避我的孩子了。每次我的孩子问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埃米一起玩呢?为什么人人都怕她呢?她还可以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总不免为之一震。

我必须重新考虑自己衡量友谊与同情的标准。以前，我曾学过如何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懂得怎样控制恐惧感。可是现在我却已变得冷漠和麻木不仁。把有怀疑的爱滋病受害者拒于社会之外，直到尝到了自家被别人躲避的滋味后，我才开始理解那些染上爱滋病的人必须忍受的一切，那真是恶梦，不可思议呀。在朋友最需要时候，对他们置之不理不是我的本性。我要我的孩子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呢?回答是容易的。我拿起电话拨到珍妮家，邀请埃米当天晚上和我的孩子们一起野营共度良宵。

接着那个星期，珍妮打来电话说:“我和埃米作过检查了，我们都有爱滋病抗体。今晚看看电视吧，新闻会播放的。”

一个爱滋病患者的妻子没有染上病毒令人难于理解。但我知道应该尊重他人的婚姻和隐私，那不关我的事。

不久邻居聚集又恢复正常。我的房子和院子又成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中心。

从珍妮那儿我学到了很多。珍妮的力量——能在鲍伯临死那些日子里忍受住一切。珍妮的决心——不让孩子因父亲死了而淡忘他。珍妮的意志——决不回避因继续呆下来所要面临的一切问题。这些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尊严。流言蜚语也罢，人们害怕她们不睬她们也罢，她从不责怪别人。如果我处在珍妮的地位，我会怎样呢?

(林秋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