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

1949年9月，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全国上下都忙了起来，中南海更是热火朝天，喜气临门，格外地忙碌和热闹起来。

在此期间，宴会很多，为此特成立了检验室，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为保证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和优秀人物的安全，要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宴会都必须进行检验。为了保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要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登上天安门的因素。在大典前，在国宴的开始时，汪东兴和李福坤(警卫局的副局长)把我叫到他们的面前，低声嘱咐说:

“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他们想我一定有解酒的药，像某些解毒药物一样，能抵消毒物的毒性，一经吃下就不会醉，醉了一吃就醒。我根本没有这种药，将来也永远不会有那么灵的药。

宴会已经在怀仁堂的大厅中进行了。首长和国宾们都已坐在桌旁就要祝贺举杯了，哪里去找解酒不醉的药啊?任务又是不能推卸的，我怎么办?在那样热烈而兴奋的场合，我能不能走到一个书记一个书记的面前去劝说少饮酒呢?当他们举杯祝酒时，我能跑过去“掣肘”吗?那不是太刹风景了吗!我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啊!办法终于想出来啦，就叫急中生智吧。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就执行了。我先作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白开水和茶水，用肉眼看去是无法与白酒和红葡萄酒分开的，只要不喝是无法分辨真假的。于是，我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我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我们的“特酿好酒”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五大书记中，大概少奇同志是酒量最小的。我想这可能是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但在这大典前夕的喜庆日子里，为了应酬嘉宾，又不能不喝，尤其是从苏联“老大哥”来的客人，可以说个个都称得上是“英雄海量”，这样使少奇同志很被动，少喝了有失礼貌，多喝了又没有酒量，为难劲是可想而知的。当他喝了我酿的特制“通化葡萄酒”后，满意地特向我投射过来一缕微笑，表示赞许的感激。这一缕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和鼓励，我也兴奋地微笑着。少奇同志饮过特制“通化葡萄酒”后胆子壮了起来，而且举起“茅台”酒主动地向客人敬酒，向苏联同志碰杯挑战了，并且一饮见杯底。突然，一位苏联客人手持酒杯，浓香的茅台酒满满地鼓出在酒杯的口缘上，走到少奇同志面前祝酒。少奇同志的卫士长马上给首长斟上了特制的“茅台”。少奇同志刚要伸手举杯，苏联朋友迅速地将自己的酒杯送到少奇同志的手里，同时将那杯特制“茅台”从他手中拿过来一饮而尽。这是苏联的礼节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最深的友情。当他把酒喝到口中时，就哇哩哇啦地讲了几句，在场没有翻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大概觉得这“茅台酒”怎么这样淡而无味呀。我们很担心“秘密武器”被识破了，赶快给他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同时迅速地将少奇同志手中的那杯茅台酒用特制的“茅台”换了下来，两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苏联客人品了一下，也就不哇哩哇啦地叫了，他仍然频频畅饮如故，没有影响他吃酒的劲头。我们这才放下心来。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这大概是多年外交活动的锻炼吧。当他喝下这特制“酒”后，立刻转过头来，用严厉和疑虑的眼神向我这位临时“招待员”射了过来。总理对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很认真的，从来一丝不苟，在这重大外交场合来不得半点马虎。那眼神是在批评我们这些“临时招待员”为什么这样不称职，粗枝大叶，怎么把水当成酒了，如果这错误发生在客人身上，那是多么无礼。他又用带着歉意的眼神看了看客人，见他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也就把我们放过去了，倒也没有责备我们。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汇报我们的措施了，他是怕我们在外交场上露怯。他的秘书何谦走到总理身旁耳语了几句，大概是向总理报告了我们的措施，总理又回转头来用缓和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国宴仍在欢畅的气氛中进行。

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我距离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较远，没看到他们的反应。

这样，宴会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都是海量。

(钟复之摘自《读书文汇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