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英

从一个资本家变成一个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我的一生经历对于当今青年来说，或许是异乎寻常的传奇。我却是经过了刻骨铭心的很艰辛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走过来的。我已年逾古稀，常常想起这些往事，心中总会生出说不尽的感慨和欣慰。

我终生难忘“红色资本家”称号的来历和其中之深刻含义，这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送给我的。回想那是在1956年，周总理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路过天津时，我有幸参加了那次接待工作。在天津机场进餐时，周总理向我努了努嘴，我明白了他的示意，我上前给伏老敬酒，非常恭敬地对他说：“现在是一个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给您敬酒。”没想到伏罗希洛夫异常激动地和我紧紧拥抱，然后高举酒杯说：“我一定要向苏联人民讲，我和一个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拥抱了。中国的资本家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这个场面让我感到意外的幸福。这时，周总理非常高兴而又意味深长地说：“红色资产阶级是没有的，这是我们的赤色资本家。”听到总理的话，我的眼睛都热了。我懂得，这个评价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向世界宣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深远意义。从总理非凡而坚定的语气和神情中，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对自己事业的坚定信念。我品味出总理这句话的千钧重量。

一个资本家变成红色的，那是要脱胎换骨的。伏罗希洛夫对我说：“这就是要把脑袋转朝下，要倒过来看事情，看习惯了才行。”这脑袋朝下的滋味必然是痛苦的，不是舒服的事啊！

我的人生转折是怎样一个过程呢？回想起来，可以说是在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的碰撞和比较中实现的。

我1942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这个系有个传统，出来的人大多是干工业的。1943年我到天津办企业，搞起了一个化工厂，从橡皮膏药起步，后来又搞电木，做染料，生产“骨胶肥田粉”、酒精、漆布到人造革。我有着雄心壮志。但是在那沦陷于铁蹄之下的社会里，民族工业在夹缝中生存，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常常面临倒闭的威胁。我的产品往往刚生产出来就因战争等原因断了原材料，难以继续维持。尽管我的企业算是苟延残喘活了下来，但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我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我意识到一个理：政权不在人民手里，民族工业就没有希望。

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母亲董洁如。我家是“母系社会”。母亲的三位叔叔是跟李大钊同志一起上绞刑架的，那次被反动军阀绞死的共有21人，他们为救国救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的舅舅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困苦中，把三位叔叔的孩子都抚养到大学毕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的眼里，舅舅不是等闲之人，我对他一直怀有深切的敬意。我们兄妹共11人，我排行老六，上有五个哥哥，下有五个妹妹。我是“中间派”，这不仅是指我排行的位置，也指我的思想。在我的兄妹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我的二哥王光琦是李宗仁的顾问，而我的四哥王光杰，后改名为王士光，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生活原型之一。“假夫妻变为真夫妻”的故事就是四哥与四嫂革命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舅舅的支持下，四哥一直在天津当时的英租界搞地下电台。延安的电讯设备多是四哥一点点攒起来的。胡宗南大举进犯解放区，毛主席党中央撤离延安，但延安的电波从未中断，这都有我四哥的功劳。三哥王光超是著名的医学专家，五哥王光复是当时中国的空军英雄。他在武汉抗日战斗中曾先后打下了日寇的9架飞机。虽是国军，志在抗日。我们的家庭中的成员大多数是进步的。我也爱看进步书刊，记得母亲常常会这样告诉我：去看吧，在咱家院里第几个花盆底下扣着呢。那时我就看过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论持久战》。这一切都对我的思想变化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想，没有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和背景，我的转折会更曲折、更困难一些。

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个紧要处最令我难忘。

1949年，毛主席党中央从西柏坡搬进北平。一天，少奇同志和大妹光美来看望我的父母。当时我也在北平，思想很苦闷。我对少奇同志说：“现在解放了，我不愿落个剥削的罪名，我还是去做我的技术工作吧。”少奇同志听了我的话，笑了笑，然后和蔼地对我说，现在共产党员我们有的是，解放区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缺你这一个，但像你这样又办企业又与工商界上下有联系的人不多（当时我是天津工业协会的会员），你还是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坐在工人阶级一边，替工人阶级办事情，你的感情就会慢慢转变过来，这样做，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更需要。少奇同志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明亮了一大块，他不仅给我指明方向，也教给我了做人做事的方法。我不再自卑。我一股劲地向少奇同志汇报天津工商界的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恢复生产的具体建议，少奇同志仔细听完我的话后对我说：“你应该把视野放宽些。现在我们缴获的军火被服用不完，我们应该重点考虑如何进行建设。”那天，和少奇同志交谈，我感到自己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视野和心胸都变得开阔多了。为表示我对少奇同志的敬爱，我专门跑到西单买了一条毛围脖送给少奇同志，他也很喜欢，后来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围着它。然而，这竟也成为少奇同志被迫害时的一条罪过，说他被资本家缠住了脖子。这或许是题外话，不过我还是想把它说出来。

从那以后，我按照少奇同志的要求，努力改造思想，为新中国工作，为人民服务。

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了。在工商界里有很严重的恐美崇美的情绪，有的人竟然说抗美援朝是“以卵击石”。我当时是天津市工商联的秘书长。针对这种情况，我倡议发起了“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卫国保家示威大游行”。当时天津市市长黄敬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毛主席非常高兴，专门打电报来表示祝贺和鼓励。记得这是建国以来毛主席在国内给党外发的唯一的一份电报。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搞起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活动，在天津举办了华北区物资交流会，欢迎农民到城里来。我们动员工商界人士腾出一些住房，做新被褥，做好接待工作，还送农民进出会场。我爱人应伊利这项工作做得很出色，还获得特等模范称号。

我把我经营的近代化学厂合营的日子定在1954年7月1日，以此表示我跟党走的决心。

可以说，那时的天津工商联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前头。想起那段日子，是那么充满乐趣。

我人生的第二个紧要处，应该说是“文革”期间，那时我被关在秦城8年。那8年中我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了许多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1～4卷，我认认真真地通读了6遍。还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等革命导师的伟大著作。读书使我发现了自己的过去的短视和浅薄。我很后悔，这么多年自己居然没有抽出些时间好好读点书。过去只觉得有党团领着走，提溜着小辫子走，准没错也就行了。因此许多事情只满足于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满于思想现状，安于思想现状。读书让我明白很多道理，一个人要活得明白，就要思想明朗。念的书能够学以致用才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更深刻，更成熟，如果理性的东西懂得多一点，一个人的积极性才会更自觉，更稳定，更持久。现在有的人很漂浮，做起事来很容易先感动、激动，然后不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少理性。我希望青年朋友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寂寞时正可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

尤使我感到振奋的是，在我年近古稀之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使全体人民都再次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气魄和力量，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希望。我到香港去了7年创办光大实业公司，使我这位古稀之人开始了人生新的起跑和奋争。

1982年底，我和胡子昂老同志到香港考察，在香港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紧张和繁忙中度过。在观察比较和思考中，我的脑子里形成一个认识，就是当时世界经济形势已经走出危机的谷底，又走向上升的阶段。我还看到当时中国经济缺少横向联系诸如像日本“丸红”等综合商社式的企业。回到北京，我立即写了一份“香港见闻和8项建议”的报告给党中央，这份报告得到高度重视，24小时内就有了明确批复：建立中国的“丸红式”企业，于是我就创办了光大实业公司，参与了世界经济的竞争。光大实业公司誉满海外，为国家赢得了声誉也赚了不少钱。“光大”是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产物，“光大”的发展最充分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威力。我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和认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日益深化和巩固的。光大的开创和发展证明了中国人并不笨，有能力跻身于世界经济之林，并不逊色。中国决不能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不能搞资本主义化，“光大”就是搞社会主义企业搞得有声有色嘛！靠私有化调动积极性必然得不偿失，而且是走不通的。我始终坚信：唯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会有前途。只有向前进，走回头路是死路一条。

我也感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各方面的成就还可以更加美好和完善。可是，必须看到，只有开始做了，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有什么不足之处，不完善之处。正因为不完善，才给大家再去努力的机遇。发牢骚并不能解决问题，多干些实事比什么都要紧。我们的社会应该让光说不练的人靠边站，或请他们赶快改弦更张，跟上时代步伐。应该让老实人不吃亏。我们坚信，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