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言

小说创作缘起

我与罗广斌是于1948年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里相识的，当时，他被囚在一号牢房，我被囚在二号牢房。1949年春节，他被敌特转囚去了白公馆集中营，原因是:他在搞煽动宣传。

我与他再次相逢，是在解放后1949年底的重庆市脱险同志联络处。最初，我们一起在重庆“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筹备委员会”工作，之后，又一同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为了寻找、辨认、收殓惨遭杀害的革命志士的遗体和遗物，我们和另一些脱险者曾去过许多浸洒着牺牲者鲜血的地方。从无数烈士的家属、战友口中，也从被我们抓捕到的参与惨杀暴行的特务口中及大量被人民截获的档案里，真切地了解到曾在那里发生的革命与反革命殊死大搏斗的活生生的史实。在宣传烈士斗争事迹时，我们常常要讲到江竹筠、陈然、许晓轩……一次，我和罗广斌在成都宣传时，一位老大姐关切地向我们问道:“你们讲的江姐的事迹，非常感人。可是，你们了解江姐刚加入共产党时的表现吗?”我们摇摇头。这位老大姐随即便把江姐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详详细细做了介绍。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大姐正是江姐的入党介绍人。又一次，一位老同志主动来找我们，详细讲述了陈然在少年时代的表现。原来，他就是陈然烈士在狱中还时常惦记着的，早已去了解放区的大哥。

这桩桩件件或目睹或耳闻的感人至深的事情和血与火的斗争，使我们的内心几乎每时每刻都难以平伏。尤其有一次我们在自贡一个群情激昂的会场里，收到听众写来的字条，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只能用嘴讲，为什么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

正是由于这种责问，使我们感到了一种难以推托的历史责任。

这样，就有了1961年出版的《红岩》。

江姐、成岗、许云峰和小萝卜头

无疑，《红岩》小说中的人物最初都有一个生活原型。但是，小说人物并不等于生活原型，而是经过集中概括、增删和虚构后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当然，出于这种创作要求，也就决定了作者不可能将真实的自己带进小说中去。

譬如，小说人物江雪琴、成岗，分别是以江竹筠、陈然烈士为原型经过加工补充塑造的；而许云峰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迹，而是抽取集中了其他几位烈士的经历“拼接”而成。

江姐，是小说中读者烙印较深的一个形象。江姐的原型叫江竹筠，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她担任过重庆市新市区中共区委委员，人们习惯地把她叫做“江姐”。

有关江竹筠烈士的斗争事迹，如她在遇到她丈夫、战友老彭突然牺牲，看见老彭的头被敌人挂在城门口后的表现，她在经受毒刑考验，即将走向刑场时的细节以及她留下的坚贞语言，在小说人物江雪琴身上全部保留了。但作为小说人物，如果只有这些，总显得有些单薄，还需要集中、补充、丰富。于是，又给她增添了下乡、狱中绣红旗等情节，并铺设了她身边的一批人物关系。这中间，有移植的情节，也有虚构的关系。江竹筠一直被囚在渣滓洞集中营，这一点在小说人物江雪琴身上没有改变。但在狱中绣五星红旗的事，原来不是在渣滓洞集中营，而是在白公馆集中营，陈然、刘国志、罗广斌被囚的牢房。这是我们为了把小说人物江雪琴写得更丰满些，才有意将这些情节从白公馆集中营牢房移植到渣滓洞女牢房去的。

小说人物成岗和原型陈然烈士之间差异的情况和江姐相似，而许云峰和历史人物许建业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当时任地下党重庆市委工运书记的许建业同志，从被捕入狱到牺牲时，年仅28岁。小说中他为了给同志们越狱创造条件，用流血浮肿的双手坚持不懈撬开地窖石缝的细节，其实是一个不知名的勇敢者所为。然而，就在他爬到集中营边缘的时候，被特务发现，为了避免在同志们面前被敌人打死，他纵身扑向了电网……

担任工委书记的许建业同志在被捕前，几乎跑遍了重庆当时的一些重要工厂，这个化名“老杨”的人和许多工厂和共产党员都有密切联系，这正是西南地区特务头子徐远举急想猎取到的东西。然而敌人在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仍然一无所获之后，便把他从渣滓洞移到白公馆，仅仅三个月就予以枪决，而不是象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带领狱中同志一直坚持斗争到最后才牺牲……因此，许云峰的塑造，不能不集中更多烈士斗争事迹来典型概括。

小说人物中只有小萝卜头宋振中与生活原型相差无几，所以我们保留了他的真实姓名。

李敬原和双枪老太婆

李敬原和双枪老太婆这两个小说人物，不属于牺牲了的烈士。如前所述，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真实人物作为生活依据，都是因为小说需要而虚构的。

我们在小说中之所以写李敬原这个人物，是在集中营塑造狱中党的这个战斗集体时，为了不致孤立地写这个集体，就得写狱外党的斗争。为了写狱外党的斗争，就写了李敬原。历史上，这种人物确有不少。许多读者总是认为，李敬原这个历史人物可能还健在，不断来信询问他的通讯地址。我只能如实相告，李敬原是小说人物，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通讯地址的。

我们之所以写双枪老太婆，主要是为了塑造小说人物江雪琴下乡才费了那许多笔墨。当我们写到江姐下乡，由此写到她看到她丈夫、同志和领导老彭同志牺牲的情景之后，觉得应当写她的悲痛，让她把自己丰富的感情倾吐出来。这就想到，她的这种感情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即在游击区和一个特定的人物——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女同志，即象双枪老太婆这样的人物相逢，才能发生真正的感情交流。因此就写了双枪老太婆这个人物。

应该说，双枪老太婆这个人物，之所以在小说中出现，在我们头脑里也有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和酝酿过程。

重庆解放以后，我们先后认识了两位曾在华菳山参加装武斗争的女同志，一位是陈联诗，一位是刘隆华。刘隆华曾作过游击支队政委，性格开朗豪爽，精明机警过人。

陈联诗则是一位比刘隆华年长的老大姐。二十年代末，她就同丈夫、同志和战友廖玉碧回到了四川省岳池县乡下，从事地下工作。

这位曾在华菳山坚持革命多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大姐，对被囚在重庆集中营的同志自然怀着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重庆一解放，她就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来打听一些同志的下落。罗广斌、刘德彬和我便认识了她。这时，我们才知道:她不仅会拿枪杆子，还是个面目清秀，热情奔放，谈锋甚健，又善于绘画的老同志。后来，她被分配在重庆市文联工作。她曾利用几个白天，把她一生的艰苦而又坎坷的经历，如数家珍似的全告诉了我们。

这两位同志，尽管她们的经历和小说人物双枪老太婆有相似之处，但她们不是小说人物，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华子良

我们在《红岩》中之所以塑造华子良这个人物形象，应该说也是为了塑造小说人物江姐而设置的。写了江姐下乡，又写了双枪老太婆。很自然地，就想起老太婆的丈夫、同志，即华菳山游击队党委书记，他应与狱中斗争有紧密联系，于是便设想他早已被捕入狱。

当我们这样构思的时候，传闻中一个狱中同志成功地逃出魔窟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天地。

这位同志是狱中一个多来年痴痴呆呆的老头，特务叫他上街挑菜，他却趁机远走高飞了。据说，这位同志是1947年逃离集中营的，而我和罗广斌1948年才被囚进集中营，我们当然不可能见到他，对他的其他情况自然也一无所知。

直到《红岩》出版后，我们才于1962年夏季同这位同志会面。

原来，韩子栋同志1939年即被敌特逮捕，曾先后在北平、南京、湖南、贵州等十多处被囚。

韩子栋的经历，显然和小说人物华子良根本不同。

刘思扬

小说人物刘思扬的模特儿是谁?小说里写得清清楚楚:他是最后在白公馆集中营牺牲的，也是这本书要着重表彰的烈士之一。如前所述，这当然会从重庆集中营里牺牲的烈士名录中找到这个小说人物的模特儿。这是我们一开始将这题材当作小说来写时就明确了的。小说人物刘思扬的模特儿是两位著名的烈士，一位是刘国志，一位是王朴。刘国志和王朴都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刘国志是四川财阀曾任经济部长的刘航琛的堂弟，王朴则是四川江北县首富金永华之子。王朴家在解放战争时期资助地下党组织的黄金即达二千两之巨。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选择人生道路时都走过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刘国志，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不少细节选自他的生活经历。比如，他的《就义诗》；他当年被捕前在重庆上清寺住过的那座公馆，四十年后，依然耸立在美丽的嘉陵江边。

徐鹏飞和甫志高

这两个反面人物都有模特儿。小说人物徐鹏飞和模特儿徐远举这个西南地区的头号特务头目有着完全相同的身份:军统西南特区区长(秘密机关)，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公开机关)少将处长。我们都曾在他主持的秘密机关“慈居”被囚被审过。这个特务头目按照蒋介石密令，于1949年11月27日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主持了最后一次大屠杀之后，就搭乘飞机逃离了重庆，但他却终于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当他从成都辗转飞去昆明时，正逢云南卢汉将军通电起义，他和同机逃到昆明的特务们一起落入起义部队之手。1950年冬，徐远举被押回重庆，被囚白公馆之后，我们曾审问过他。我们看过人民解放军缴获的大批敌特来不及销毁和带走的档案材料，也曾查阅过许多在押特务的口供。所以，小说人物徐鹏飞倒主要是以历史人物徐远举作为模特儿来塑造的。

而小说人物、叛徒甫志高的模特儿却不止一个，而是有几个。叛徒冉益智就是甫志高的模特儿之一。这个在四川省西阳乡间长大的小知识分子，满口漂亮的革命词句，在革命队伍中间，他极其善于伪装，有时也会做出点既吃苦耐劳又无所畏惧的样子，他在党内的地位爬得不低，爬上了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的职位。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他的野心更加膨胀起来。他梦想着革命胜利以后，他将怎么飞黄腾达，他那个安乐窝又该如何幸福温馨……

这种人会堕落成可耻的叛徒，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194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冉益智到北碚体育场街边的一家饭铺，与地下党川东特委一位负责同志会面。由于他违反地下工作原则，把这个约会地点泄漏给第三者，结果把特务也引了去。那天上午，冉益智一进入那家饭铺，就被特务抓住了。

狡猾的特务并没有照例立即把冉益智押去特务机关，而是把他拉进了附近的一家旅馆，采取了一套“短促突击”的闪电战法，就在这家旅馆，冉益智堕落成历史的渣滓。不过，这个可耻的叛徒这时还想自己欺骗自己，他“只说一点”，“只承认自己是个候补党员。”

几个小时之后，当他面对特务机关四壁那些带着血腥味的刑具，看见特务头子象尖刀般向他投射过来的凌厉目光时，他便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冉益智既已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向敌特和盘托出，也就再也难以拒绝回答特务的一切提问了。

出卖了江姐，不行!还得说出下川东地下党情况。

向敌特说了刘国志在上清寺住地何公馆，不行，又说出了刘国志在何公馆脱险后，已去的另一秘密住地荣昌县城……

就是这个历史渣滓，直到最后即将受到人民正义惩罚时，不无凄凉地说他是因为“下错一步棋，满盘皆是输。”还要他的儿子以他为戒，取名戒生……其实，这还是“自己欺骗自己”，真正使他落得如此下场的并不是一念之差，而是他那满脑子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苟且偷生的叛徒哲学。

(春旭摘编自《中华儿女》)